梁文道:中国的出现

汉字拉丁化的主张和白话文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语言优先于文字,声音优先于字形。之所以要读写白话文,是为了「我手写我口」。不只要让我手上的文字臣服于我口中的语言;更要一反古代文言分离的传统,达致言文一致。瞿秋白和钱玄同力主汉字拉丁化,其实是这种想法的合理延伸:既然要我手写我口,那么我使用的文字就不该是表意文字,而是彻底透明地传达语音的表音文字。借用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这实在是一种非常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以语音为根源的玄妙形上学。

但是,如此激进的西化方案却又吊诡地服务了建国目的。因为要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口,真正实现汉字拉丁化的长程目标,语言就不能不统一。我们不能只是改变书面语,也不能只是改造汉字,还要推行遍及全中国的「国语」或「普通话」,使中国人先说同一种语言,再写同一种文字。

以往的中国人虽有不同方言,却能凭脱离口语的文言文彼此沟通,还发展出广被东亚的汉字文化圈。从日本、朝鲜、一直到越南,莫不在汉字的文化范围内。可是和这种汉字文化圈相通适应的「天下观」,却与现代东传而来的民族国家观念有矛盾。按照现代民族主义的常规,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必须有统一而标准的国语,有能够准确表达国语的文字系统。除了日本保留部份汉字,朝鲜和越南都先后放弃汉字,改采用新造的拼音文字(虽然日本也曾有过完全弃绝汉字的「新国语运动」)。

至于中国,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更是民族国家建立计划的一部分。可别忘了,自清末开始,「中国不算是一个国家」和「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哀叹就已渐成共识。要让中国人团结,语言统一是极其必要;要让中国人没有内在的区隔,便要把本属士绅阶层的书写能力交还大众。

汉字改造不单为了扫盲(其实扫除文盲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工程的普遍步骤),更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把中国从过去的「天下中心」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之林的一部份。

问题是:外来的民族主义思潮要求我们统一国语,普以语言驾驭文字,仿效西方民族国家在语言上的种种规划。这种举措却与传统中国文言分离,以文字形体为思维核心的现实差得太远。所以语言和文字总会引起大家的兴趣,从电子媒体上的方言之争,到汉字该不该恢复繁体的论战,再小的涟漪下面都是汹涌矛盾的暗流。昔日我们以改革汉字为代价,换回民族国家世界的入场券,于是留下了难忘创伤,与现代中国建立过程中的各种耻辱一起进入集体的记忆。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