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如何排除异常?

上周六说到中国报刊揭发一些地方政府以「精神失常」的名义将上访者「逮捕」收容,这种做法使人想起精神病学与现代司法制度的关系。

法国大思想家福柯曾编辑整理了一本小书《我,皮耶里维尔,杀了我的母亲、妺妺和弟弟》。书中主角皮耶在1835年6月3日干下了一桩冷血的灭门惨案,根据当年的法庭纪录,他声称这是为了「在母亲的暴政之下解放自己和可怜的父亲」。长年关注惩罚体制和疯狂问题的福柯认为个案说明现代精神病学在司法体系现身的早期状况。对于讲究犯案动机和相信理性的现代司法体系而言,不合常理的犯罪是不可惩罚的。于是精神病学的权威就得以确立,它能够告诉法官,眼前这个疑犯到底是不是疯子,若不是,就可以被法律制裁;相反就不能按照正常的惩罚方式处理,而要交给精神病学的专业。

这就是我们的现代世界了,精神检定逐渐成为法庭程序的常见步骤,用以判断正常法律是否适用于嫌犯。

由于上访制度的内在紧张,许多上访者在当局眼中总是徘徊在维护常态与干扰常态之间的模糊地带;所以把他们纳进「精神失常」的领域就不只是误打误撞的偶然举措,更是合乎情理的人道施政了。那些长年上访,动辄写封万页长信给中央的「上访专业户」并没有犯法,他们只是越了线,破坏了秩序的常态。你不能用现存法制止他们上访的权利,又不容他们持续骚扰现存的正常体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他们排除在正常的法律世界之外。

就和过去对付三无人员的收容遣送制度一样,也和现存的行政拘留类似,精神病的收容治疗乃一块法律的飞地。比起尚算有法可依的前面两种特殊制度,精神疗养院更加是飞地中的飞地。

因为那是司法让权与精神病学的世界,那不是一个可以用正常法律去管辖的地方。

被送进里头的人不只不能依法惩治,他们甚至不具备依法上访的权利;一个精神失常的上访者注定活在法律覆盖范围之外。任由他们继续上访,但又不予理会,固然仁慈「善政」的宽衣表现;把他们交给精神疗养院,才是一方面治理他们个人心理常态,另一方面恢复社会常轨的双重矫正之道。

问题在于地方公安人员没有专业知识去分析一个上访者的精神状况,他们更不能取代法庭,去完成司法体系让权与精神病学专业的程序。如果他们擅自宣布某位上访者精神失常,那不单止踰越了精神病学的专业领域,还冒犯一般而言只有法庭才具备的权力。恰巧,北京大学「精神病学专家」孙东东的一番公开言论缓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他表示:「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精神有问题」。

于是最后一块拼图总算补上了;这是专家的意见,或可在行政权力和专业知识之间直接搭桥,替收容上访者的做法加上必要的基础。

尽管孙教授因此遭到舆论攻击,还要为此道歉,说「大家误会了他」。可是我们都明白他不算错得太离谱,因就这个社会的常态而言,老上访专业户的确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