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官员的「权利」意识

近年来,中国一些地方官员喜欢用「诽谤政府」的名义治人以罪,他们是怎么想到利用「诽谤政府」的罪名,去控告那些揭示自己行为,然后批评自己的人这一招的呢?

这些官员当然知道中央政府日渐鼓励舆论监督,也一定听过领导人要求干部向人民负责的言论;他们明白记者也好,普通公民也好,都有权知道政府决策的过程和施政手法,并且对此提出他们的意见。他们应该很清楚中国已经逐步迈向法权社会,人权常识正在普行,法治正在建设。所以他们不能不问情由师出无名地以强权压制自己的眼中钉;他们需要一个名义,一个听起来很像一回事的名义。

于是他们找到了「诽谤罪」,一种大众媒体里面常常见到的管用名堂。世界各地都有许多名流精英用这条罪名控诉记者和评论人,就算最后不能入罪,起码也能缠扰被告好一阵子,令他在法律程序上倾尽家财。

更何况那个被诽谤所伤的「名誉权」,被诽谤的说法可以去控制人民知的权利和表达意见的权利,可以说是以人权治人权,十分进步。最妙的地方是,它还能把自己变成姿态上的受害者,不只没有以强凌弱的感觉,反而还拉近了官民在法律面前的距离。

尽管学者早就说过无数遍,政府不是个人,根本不拥有甚么「名誉权」,可是这类政府告民间诽谤的消息仍陆续有来。难道那些地方法院不晓得官方不得以诽谤之名治公民以罪吗?假如全国媒体响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号召,广设人权推广专栏,情况又会不会好转呢?

由此看来,最需要系统人权教育的,可能还不是早已迈入启蒙阶段,懂得实践自身权利的一般公民,而是这些迹近法盲的公务人员。更进一步说,徒有权利意识恐怕也还不济事,有没有一个足以舒展权利的环境,恐怕才是最要紧的。

吴保全在网上「揭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政府征收土地过程不透明,因而被送进了监狱。那些把他送进监狱的官员,或许了解「名誉权」的局限,但他们的「名誉权」在现实上,却往往能够战胜一般人的知情权与言论自由。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拥有的权利,反而是最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