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另一种准备

很侥幸地,我活在一个承平年代,住在一个安稳的地方,没见过战争,没经历过饥荒,也没遇上大型而长期的骚乱与不安。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再读一点往事,便知道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了。在人类的历史上,很少有人能一辈子活得如此安稳。每念及此,我就觉得自己幸运得离谱,不能不居安思危。再想下去,便知所谓的安稳何其脆弱;表面上是万里无云,远方其实早就拢聚了一团风暴。

例如冷战,那四十多年的时间看起来平静(对某些国家的人而言),只有冷冷的剑拔弩张,少有擦枪走火的场面。可它却是现代史上最恐怖的恐怖平衡,两大阵营各自拥有保证可以毁灭地球好几次的核力量,等于一手用刀架在对方的颈上,另一手则藏着一把匕首,准备「第二次核打击」。虽然冷战才结束了不到二十年,但是大部分人都早已把它抛诸脑后,忘记了那种阴影笼罩的日子。那时候,为了迎接第一次核打击,以及保存报复的能力,几个大国都有详尽的应变方案,在城市中广设地下室,储备粮水药物。为了报复,大家先得活下来。

自从H1N1暴发后,一些论者又想起了德国社会学家乌里希·贝克 (Ulrich Beck)那著名的「风险社会」说。他认为,现代社会仰赖的各种技术手段及生产方法,其实都蕴涵了不可测的风险。从前大家愉快地坐车,忘我地抛弃塑料瓶,却不知碳排放与全球暖化的威胁;大家曾经视集中营式的现代畜牧业是工业化的新边疆,却不知它是流行病毒转化更生的温床。换句话说,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颠覆日常生活的潜在力量;我们恒与风险共存。

很多人还在怀疑流行病毒和现代畜牧业的关系。近年专攻全球化与瘟疫的美国都市史家Mike Davis则在近日的一篇评论中给出了线索,原来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早在去年就发布报告,指出「工业规模的动物生产对公众健康和环境有不可接受的风险」。密集的猪仓是组合禽鸟和人类流感病毒基因的最佳培养皿。

也还有人不相信人类作为与全球暖化之间有任何因果关系。可是,不管你认为全球暖化是人为的结果,还是地球自身的气候循环所致,至少全球暖化的趋势已经成了绝大部分科学家的共识。因此,你可以执意反对减排,但不能不预备气候变化的灾难后果。比方说沿海大城市的淹没,淡水的日渐稀缺,大规模的饥荒,以及致命瘟疫的流布。

自从2007年世界气候会议提出「2015年就是不可回头的期限」之后,许多学者已经放弃挽救劣势的努力,转而探讨灾难之后人类如何保种图存的方案了,例如建造水上浮屋。因为最早研究全球气候恶化与发现臭氧层破洞而被视为「先知」的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更干脆直言「行动的时机已过」,下世纪最多只有5亿人活得下来,所以「大家现在好好享受生活就行了」。怎样活下去,是面对灾难的最现实的问题。

面对流感,我们也应该带着同样的心理。尽管大家都不觉得H1N1会酿成上世纪「西班牙流感」般的巨祸,可是学术界早已发出警告,那种规模的瘟疫是很有可能重临的。于是我们就不能只是防止瘟疫病的散播,「对抗」疫情的恶化;还得设计甚至演练灾情恶化之后的行动计划。怎样在可观的人数倒下之后,继续维持警察、医疗等必要部门的运作?怎样在一家公司或者一栋住宅被迫封闭隔离之后,让里头的员工和居民在外援匮乏的情形下活得下去?针对不同程度的灾况,我们还得有不同层次的响应手段。

据知,香港已有银行等大型机构就此定出灾后应变计划;那么,中国的其它地方也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