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耳朵以外——聆听的文化构成

主办:南方都市报

东莞莞城文化周末办公室

时间:5月16日

我们经常以为我们能通过声音来沟通,但是沟通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常常会出现各种的误会和歧义。假如我们不通过语言,而是通过音乐等非语言的方式来沟通,如何可能?谈到声音,难免要想到耳朵,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聆听者,那么,作为个体的聆听者我们如何有权或者在什么状况下可以去聆听呢?

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去布拉格观光,参观一座山上的城堡。游客特别多,于是就跑到城堡旁边的一个教堂。很奇怪,我好像走进一个私人的住宅一样,尽管这个教堂有一个非常大的大厅,还有很多的厅房,但是你会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游客不多,偶尔看到一两个人闪过,走着走着我忽然听到一阵音乐,是弦乐四重奏。那种感觉很奇怪,因为教堂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有文艺复兴、巴洛克等各个时期的印记,在这样一个在电影里面才看得到的欧洲城堡的角落,远远地传来弦乐四重奏的声音,感觉很奇妙。循声走过去,在一个房间内我看到有四个人果然在演奏弦乐四重奏,但是他们并不是在演奏,因为并没有听众。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当时那个场面对我感触最深的是,我开始想,以前的人怎样听这些音乐,在什么环境下去听这些音乐?我们今天的人要听音乐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对我们古人来说,音乐是一件需要在特别的场合、需要去等待、去遭遇的事情。因此,我就在想,在这种不同的环境中,我们的「听」是不一样的。我们用耳朵去聆听,但是我们的耳朵听到什么、怎么听,可能也是跟时代的变化有关的。因为即便是我们的感观,也有它的文化制约的部分,我们的耳朵不仅是器官,而且还是文化上的官能,接受不同文化对它的制约。而文化是在历史之中演变的,会受到一定历史环境、不同时空的限制。因此,我们的耳朵总是在不同的历史、国别、地域流变的一种文化官能。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去探讨的一个主题。

音乐没有成为艺术之前

古典乐迷都知道,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古典音乐界出现了一股「古乐」潮流,到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特别的音乐演奏模式和门派。

什么是「古乐」?就是人们发现,无论是演奏所使用的乐器还是演奏的风格、节奏以及乐队的规模,现代和古代都有很大的分别。比如在巴赫的时代,还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钢琴,自然巴赫那个时代演奏的巴赫作品肯定跟我们现在演奏的巴赫是不一样的。于是,就出现了一批人像学者一样的追究历史,拼命还原,用巴赫或贝多芬时代的乐器、演奏的速度、乐队的规模,演奏的风格去演奏他们的乐曲,以还原一些音乐大师当年的音乐。这种处理音乐的方法就叫做「古乐」。

「古乐」潮流非常火,人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听到真正的海登、真正的贝多芬,但是难道我们真的可以百分百地复古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耳朵不一样了。我所说的耳朵,当然不是指物理意义上的耳朵,而是指文化上聆听者的功能和角色已经变了。任凭你怎样复古,你还是不可能听到巴赫年代听众所能听到的巴赫,因为听众已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了,你不可能听得到当时听众耳朵里听得到的那种声音。

古代的人的耳朵是一种什么样的耳朵呢?他是一种备受权力节制的耳朵。因为在以前,音乐不是给大家「听」的,他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功能和宗教功能在里面。比如在中国古代,「乐」是国家大典,是一种礼仪,是一个祭祀,是一个政治上很重要的事情。而以前的宗教音乐也是可以完全没有听众的,他考虑的只是演奏者,演奏者本身是最重要的。假如我是个天主教徒,通过演奏者所要表达的,就是对上帝的崇高敬意和赞美,如果有听众的话,这个音乐只有一个听众,这个听众就是神。这种音乐跟祈祷一样,它不是一种表演,不是表演给人看的,演奏本身就有他的目的。

我们今天音乐的聆听者所要听的是一种被认为是艺术的东西,但是当艺术还不存在的时候写出来的音乐,我该怎样去听呢?我们今天总是觉得音乐必然是艺术,然而并不是这样。比如,中国古代的编钟音乐从某种程度上说就不是艺术,甚至是天主教的圣诗都不叫艺术。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艺术品,他的作者从来没有想过要做艺术家。而我们还相信,「美」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没有任何功利用途,它就是为美而美。同样,艺术就应该是为艺术而艺术,它不能跟金钱、权力等其他东西有关系。如果一个艺术家老是去画政治素材,我们就觉得不象话,这还能算是艺术吗?

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想法,我们以前是没有艺术的,因为以前的艺术都有非常明确的服务目标,宗教的、政治的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比如,希腊神庙中的石柱,人们建造它时是单纯地为了艺术吗?显然不是。这些现在被我们所认为的艺术品,原来都有自己非常实际的目的。只有当我们有了艺术,独立于世界上所有其他事物,它的逻辑是为美而美,甚至是我们的眼睛、感官都有了一种审美能力的时候,艺术才诞生,而艺术诞生的标志就是博物馆。当然,我并不是说古人完全没有审美眼光,但是那个时候的美是一种装饰性的美,他考虑的并不是为美而美,他有别的目的。哪怕我们中国古代的文人画也不是为了美而画的,古琴不是为了美而弹的,他有别的作用存在。

同样,我们的耳朵,我们听到的音乐也经历了类似的进化过程。以前音乐是一种有实际功能的东西,到后来音乐才开始慢慢变得独立,开始变成一种容许听者去欣赏的东西。比如巴赫的音乐,当他写这些音乐的时候,有很多其实是舞曲,是用来在宫廷跳舞的。但是在今天,我们不会把巴赫的音乐当做舞曲,不会放巴赫的音乐来跳舞,我们今天把巴赫的音乐当作「音乐」来听,他是不能跳的。

从现代听众的诞生到音乐艺术的形成音乐由一种有实际功能的东西变成一种可以欣赏的艺术,这个过程经历了逐渐的转变。在巴赫的时代,还没有出现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听众,他的听众只是宫廷贵族、教会人士,是一些权贵。直到莫扎特的时代才开始出现了真正的听众。莫扎特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所谓旧,是指听音乐的人只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小圈子内,这个小圈子对他们的音乐是礼仪性的,是用来跳舞的,到了后来才慢慢变成可以欣赏的,王公与贵族们竞相请音乐家为自己作曲。所谓新,是指新的中产阶级已经出现,他们对音乐有爱好,想独立欣赏音乐的人开始出来了,于是开始出现了音乐会,但还不是很普遍,或者还不足以支撑一个独立的音乐人。

在莫扎特的时代,音乐家的地位并不高,尽管贵族大公们非常喜欢莫扎特的音乐,但是真正在讲究社会地位的场合他却并不重要。比如在宫廷请客的时候,他却不得不跟园丁、仆人们坐在一起。所以,莫扎特非常厌倦为王公贵族做御用的音乐家,于是他跑了出来,他要做独立的音乐家。他很可能是古典音乐史上第一个独立出来的音乐家。他把作品卖给出版商,卖给当时为数不多的音乐厅,找机会排演自己的作品,靠门票、靠版税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结果饥寒交迫而死,也就是说市场没办法养活他。

到了贝多芬的时代,整个情况就变了。独立的市场出现了,贝多芬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他甚至可以在柏林的大街上看到皇帝的马车过来而不让路。当大家都按照规矩给国王的马车让路并鞠躬行礼的时候,贝多芬非常不屑,继续大摇大摆地冲着国王的马车走过去,逼着国王的马车让到一边去。这个故事说明音乐家的地位提升了,音乐作为艺术的存在被确认了,艺术的独立出现了,一种聆听者,为音乐而音乐的听众来了。

现代音乐家的诞生背后,更重要的是现代聆听者的诞生,新的听众听到音乐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任何功利的目的,他不会联想到我听到这个声音我该怎么做,听到这个声音我就该在心里面对神充满感激。他只是为了听的享乐而听,他为了快乐、为了喜悦而听。

一种崭新的聆听的模式出现了。这种新的聆听模式的出现,整个音乐的模式才开始变化。

我现在所讲的实际上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音乐的诞生,艺术的诞生,另一条线则是听众的诞生,而听众的诞生,换个角度来说就是聆听民主化了。过去只有很少的人能听到音乐,但是现在能听音乐的人多了,民主化了,但是权力仍然不完全在「听者」的手上,聆听仍然不是民主的。为什么呢?因为听众被要求守规矩,尤其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尤其在听古典音乐、严肃音乐的规则成立了。比如说我们听古典音乐会要注重礼仪,鼓掌不能乱鼓,不能吵闹等等。我们非常规矩,因为听音乐被认为是去朝圣,是去圣殿,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事情,在这个圣殿里面我们要把一切的干扰排除,在音乐之外,其他所有的声音都被排除在外。史无前例地,我们现代人的耳朵被独立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

耳朵这个感官被训练得非常的敏锐,非常关注地在听舞台上发出的声音。他是一个慢慢被圣洁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听众不可能是民主的,因为他受到种种的规约、礼仪上的或文化上的限制,他甚至是被要求的,要求耳朵要经过训练,能去欣赏一个严肃的古典音乐的作品。音乐对我们的要求变得非常非常高。

现代聆听者的困境

以前听音乐或许是一个一辈子就只遭遇一次的事情,比如听一个名家在某一个特定的场合演奏,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无限次地听一个名家无限次的演奏,我们的耳朵已经变得非常随意,变得漫不经心了。我们今天变得更民主了,主权在于聆听者,权力归于听众。

整个现代音乐聆听史就是一个权力被下放到听者手中的历史。于是听者的地位越来越大,越来越高,一开始在现代音乐会里面他受到限制,但是随着现代机器复制条件的成熟,唱片的流行,我们越来越有权力去处理我们的音乐,甚至是可以去控制他,比如乐音的大小可以调节,甚至连快慢也可以调节,整个权力都在听者的手上。我喜欢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我不再需要去音乐厅乖乖地坐着去听,而且这个声音我还可以带着走,比如说「随身听」。

当我们随意宰制音乐,当我们的耳朵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权力与自主权的时候,我们对音乐也就变得比较漫不经心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以前听音乐是一种我们需要非常专注的事情,但是当音乐可以被带着走的时候,音乐不再是主角,他变成了类似于电影的配乐,成为一个背景。再后来,音乐变成了我手机的铃声,已经被我宰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个完整的音乐被我们抽离出一段当作电话铃。我们把音乐宰割成一个片断一个片断来听,变成一个电视的主题曲,变成一个广播节目的开场音乐,甚至变成我们商场的背景音乐,咖啡厅的背景音乐,连走进电梯都有音乐。

以前的人一辈子或许只有一次能听到正正经经在他面前演奏的音乐,而我们现在则是无处不在的被音乐包围着,我们被无数的声音包围着。我们似乎比以前民主多了,我们似乎非常自主。整个过程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听者第一次能够取代演奏者,取代音乐家成为主角,这种主角不仅是指在家的自主,而且还指现在的听众还真的是舞台上的主角。

比如有人用各种速度去扭曲原来音乐正常的速度,完全体现听众的权力跟自主。比如D J。D J是什么?他不是一个传统的音乐家,他就是一个聆听者。他不一定比我们懂得做音乐,但是他相信他比我们懂得听的艺术。D J之所以能成为现在音乐界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因为他能通过他的听的艺术来调节场上的情绪与气氛,他主要不是靠自己做的音乐,而主要靠现成的音乐进行组合。D J就是我们现在听众权力无限扩大的一种象征,他把聆听变成一种可以登上大雅之堂的艺术,甚至可以出唱片、那么唱片只是他听的东西,而不是他创作的东西。

吊诡的地方就在于,就在听众的权力无限大的年代,聆听者的耳朵无限制的年代,我们却开始陷入一种困境。什么困境?就是我们开始不太能听懂音乐了,或者从极端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再拥有耳朵的自主权了。为什么呢?如刚才所说,我们现在被声音不断地包围着,我们逃不掉音乐。

以前的人是想听而听不到,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想听而做不到。各位有没有试过从早到晚一整天没有听过音乐?不可能!你只要用手机你就听到了,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都有人在强迫你听音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耳朵又变得很没有权利了,很不自主了,我们受到限制。我现在发现,在很多城市即便是坐的士你都要被迫听音乐,你完全不自由,被他宰制。在几乎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里面也不断在制造这些声音,包围我们,压迫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耳朵就开始麻木了,就好像是一个味精吃得太多的人丧失了真正的味觉判断能力一样。我们今天已经变得不容易去听音乐了,我们现在很少有人会去专心地听音乐,尽管从早到晚我们都在听音乐,但是真正什么也不想、专心坐在那儿听一个音乐或一个人的作品的时间是非常少的,我们做不到,我们连这种专注都失去了。

今天的聆听者的权利真的民主化了,但是同时我们又丧失了自我。我们又丧失了对耳朵的自主权,我们的耳朵被人重新打造成一个输入的器官,接受各种各样的暗示。我们的耳朵变成一个任人宰割,而且是直接通向大脑的一个通道,或许我们现在眼睛的判断力被训练得十分敏锐,或许仍然有理性,但是耳朵恰恰是一个最脆弱、最敏感的器官,去接收各种各样的讯息、指令,进入我们的潜意识,但是我们无能为力,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抗拒,如何去分辨。

这就是现代聆听者的悲剧。

【来源:南方都市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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