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包房

在台北,一位学界前辈请吃饭,同枱还有一对知名的作家夫妇与一位出版界的大佬。我们坐在餐厅的一个角落,旁边全是附近的大学生,一室喧腾。这家店平常供应廉价学生套餐,但只要你认识老板,而且事先打过招呼,他就能给你治出一桌好菜。我们这晚试的便是店家私房绝活,大家都吃得很开心。我看看那对作家捧着碗喝汤,再看看身边的前辈手剥虾壳,便想起陈丹青笔下的台湾。

身为北京来客,陈丹青很敏感地意识到台北朋友吃饭,总是随随便便在路上找家店,再有地位的主人也不订座,不包房。是呀,例如这晚的聚会,如果换了北京、上海、广州或全国任何一个大城市,肯定是要在包房里发生的事。到底是从甚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吃饭一定得在包房里吃呢?为甚么除了大陆以外,香港、台湾及其他海外华人小区都没有这种习惯?

如果单从吃饭的角度来讲,我其实比较喜欢热闹的大厅,尤其是那些有名的老地方。例如鹿鸣春,虽然近年水平下滑去得少了,但我还是很怀念她那股独特的风味。低低的楼顶罩住了满堂吵杂的声浪,挤迫的环境使得白衣堂倌只能在最狭迫的缝道里回旋进退;鼻腔里是一股各式菜肴散发出的气味,眼睛看到的是人人开怀大嚼的俗世太平。每次遇上这阵仗,我就觉得好饿好饿,摩拳擦掌预备大干一场。相比之下,包房未免太过孤清,见不着其他人点的菜,也见不着其他人的吃相,更不会有杯盘狼藉的丰年景象;无论如何,食欲都很难振作起来。

当然,即使在大陆,房间也不是人人包得起的。它有最低消费,如果不是囊中有钱,或者公费报销,一般人家常便饭还是会在大厅搞掂。但这正正是问题所在,为甚么大陆稍有身份的人都不愿意混在外头的人群之中,而要躲进小楼成一统呢?你看陆羽的午茶,楼上楼下谁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怎么就不怕旁人骚扰?不怕相识撞见?也许情况恰恰相反,在大陆之外的高等食肆用饭,好处之一就是能见, to see and be seem,让自己人看见自己人,这才有高等小社群的认同感。然而大陆的「精英」却最怕被看见,不止怕老百姓看见,也怕圈内人看见。

因为被看见就不「尊贵」了(且套用「尊贵」这个广告流行语)。就如别墅小区,愈是尊贵就愈是孤离,围墙就得愈高,保安就得愈严密。特别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员,他们绝对不能让人民看见自己吃喝,看见桌上铺满了名贵菜肴,和地上一堆空酒瓶。做大陆精英,你得藏在暗角。

就算让自己人看见也不行,因为你怕别人有太多的联想。只有关上房门,大家才能轻轻舒出一口气,从外头那个极度污浊吵耳的世界里脱身而出,享受热毛巾敷脸的湿润,与服务生的谦卑礼貌。也只有关上房门,你才确定聊天能够聊得尽兴。没错,自古以来,我们吃饭的目的就是为了说话,而饭菜本身只不过是谈话的借口与燃料。

比起三十年前,今天的中国人说话自由了,私下骂谁都可以,言论再「反动」都不怕。可是,仍然会有某种神秘而又不一定与政治相关的气氛躲在意识的深处,使我们感到方便与不方便的区别(每次约朋友吃饭,他们都叫我这个香港人不要错把位子订在大厅,因为怕「不方便」;而且不管那些朋友是甚么人)。原来房间的内外就是便与不便的差异。

前两天,我和几个朋友晚饭,一时不慎,事先没订包房,结果被迫坐进大厅一个稍带屏风的角落。席间我谈起这个国家的怪状:「领导人常常公开说一些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而且他心知肚明连听的人也不可能相信;至于听众,他们固然不信,他们甚至还知道那个说话的人自己明白。整个国家就是这样维系在一种神奇的默契里头,人人清楚,但谁也不拆穿。」我说这话的时候,声线不自主地压低;我的朋友则很有默契地俯身凑近;在这不方便的环境里面,我们安静。

【来源:饮食男女-味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