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散文不说谎?(二之一)

当我们说一部电影是导演的自传,或者说它很有「自传色彩」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甚么呢?

比如《童年往事》,当年大家初看这部片子,就说它拍出了侯孝贤的少年经历。除去导演在访谈提供的线索不论,我们如何可能知道它是侯孝贤的亲身经历呢?我们认识他吗?我是他的小学同学?是他儿时住处的邻居?还是他曾亲口向我保证戏里面有大量往事的真实写照?不,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童年往事》是一出自传的判断。

同样地,一切被人称作有「自传」风格的文艺作品也都会带来这种知识上的困境。例如董启章的那些小说,尤其近作《同代人》里节选的那些篇章,少数朋友能够在里头发现一些同代人的遭遇和事迹,甚至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可是我们有权力去宣布董启章所写的全是真的?这批文字是「自传」吗?显然没有。

这种问题的答案,也许恰恰就在用来形容自传式作品的那些词语。「自传色彩」、「自传风格」,岂不正好说明了自传无非是种色彩,是种风格,是种修辞的效果?文本之外,再无它物可以支持我们评断一部作品是不是自传;但文本以内的技法,某种喃喃耳语的腔调,过度描写的细节,甜美而忧郁的情绪,却能不停诱惑观者,令他愿意把眼前所见读作自传。换句话说,自传其实只是效果。当我们说一本小说有作者的「自传色彩」,我们真正要说的只是它产生了自传的效果。

可是,假如我们面对的不是小说,不是诗,不是一出戏剧,而是一篇散文的时候,自传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无法再沿前述思路顺利穿越那座映像重叠如无数镜面组成的迷宫般大厅了。

香港书展结束之后,我马上去了台南,参加一年一度的台湾文坛盛事「全国文学营」。我负责散文组的第一节课,立刻就要遇上定义散文的难题。到底甚么叫做散文呢?它如此暧昧,妾身未明,在西方世界几乎就要跌出文学的范畴。

就拿英语文学来说吧,自从 E.B. White等少数几个巨匠之后,我就没再听过有哪一位作家是单凭散文成名了。我不敢肯定丘吉尔是不是最后一个靠散文拿到诺贝尔奖的作家。但我能感到蓝姆和蒙田那道伟大传统正经渐渐淡出,再也没有一个有自尊的作家甘于只写散文,除非他以散文体专注书写旅游经验成为「旅游文学家」如 Bill Bryson,或者开发某个哲理课题变成大众思想家如艾伦.德.波顿。假如你写散文,你一定要把它写成一本书,围绕一个主题,章次分明。有一个大题目,但文章不组织成序,是不够深度的表现;连题目都没有,杂集成书,则根本没人会看。小说家和诗人能出散文集,我们会说它是美妙的副产品;艾柯能出散文集,大家会把它当成文学和文化评论。但拜托,就是不要说一个人是散文家,一部集子是散文集。在「虚构」和「非虚构」的书籍分类法主宰了整个出版市场的时代,隐隐约约地,我们感到只有虚构的才够格叫做文学,散文将和食谱、历史,甚至「写真」一齐进入非虚构的杂烩集团。

就算起周作人于地下,也许严肃的评论者也要说「他只会写一堆杂文」。不过还好,华文文学是散文的最后乐土,像我这种形迹可疑的作者因此还能混进「文坛」,起码在一个文学营里找到「散文组」栖身。

然而,是谁规定散文不得虚构?按照古制,不是韵文的就叫散文,即便《红楼梦》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散文体作品呀。一定是在现代中文文学诞生的某一时刻,在传统文类秩序消解,诗、小说、戏剧和散文等西式四大文类创建的那一剎那,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趋势,将散文排出虚构的世界。我关心的,不是散文的文学地位;起码在华文世界里面,非虚构的散文还能忝列文学殿堂;而是关于散文读写的奇怪默契。比方说,当一个散文作者写下「我杀了人」这四个字时,我们必须相信他真杀了人;因为它不是一句诗,不是一个角色的台词,而是一个作者的真实告白。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