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散文不说谎?(二之二)

——散文只说实话?

当我告诉你我才刚从地狱归来,你最好相信。不是因为我的人格高尚,诚实可靠;而是因为这是你我之间的默契与约定,散文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约定。

一切文类都是一套习惯,附带种种阅读的契约。阅读虚构作品,我们不必拿「我」当真,因为那个第一人称叙事者不是作者本人,他的经历他的感受都不必是真的。哪怕它的故事令人入信,叙事者的声音真挚诚恳;那道文本内外的鸿沟始终存在,联接两端的稳定对应关系依然不可确实建立。但是在读散文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不被迫相信作者和文章里的「我」是同一个人,彷佛文章所述只是作者经验的片段,文字和外于文字的世界根本相连。

正是修辞立其诚,我常常怀疑古人是绝对不接受作者说谎的,因为他们相信文字,不能不把文本里的「我」当成作者本人。所以中国虽有满天神佛的古怪演义,有爱得死去活来的浪漫传奇,但绝大部份虚构作品都没有第一人称的叙事者。就算有,也得在那个叙事者和他叙说的故事之间隔开一个表演般的舞台,用「各位看官」和「下回分解」之类的语言点明这只是一个故事,是童叟无欺的「我」在和大家说故事。

因此,才会有那么多学者考证第一人称叙事者在现代中国小说出现的历史,觉得它一定代表了某种巨大的变化。在那一刻,我们不只接受了虚构和非虚构文类的区别,还接受了文章里的「我」和作者竟然可以不是同一个人。

刘禾把小说、戏剧、散文和诗等四大文类确立叫做中国文学的「自我殖民化方案」( Self colonizing project),因为我们藉此承认了西来的文学观念,渐渐抛弃故有的传统。当小说里头的「我」都可以说谎了,便只剩下散文是作者真我表达的最后阵地了。

散文不可虚构,中西皆然,但我们似乎要比西方更关注散文「真」的美德和可贵。当年郁达夫和周作人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各写导言,不约而同地强调散文要写出作者的个性,要真切传达作者的情感;不单是把非虚构界定为散文的要素,甚至还将「真」当成一种审美上的追求。尤其是周作人,好像要在文学革命改变了传统文学的一切之后,替古人留下一寸栖身之地,以新散文的躯壳装进「言志」的老灵魂。

有趣的是,散文最难界定。诗、小说和戏剧都能在形式上找出它们大概的特点,用那些特点去说明它们的本质。可散文有甚么不可替代的本质?又有甚么形式上必不可少的条件呢?没有。于是我们只好使用排除法,把不是小说、戏剧和诗的文学创作全都归到散文这个大杂烩里面。换句话说,凡是不虚构的文学,就都是散文了。于是散文成了一种只能用「真」去模糊界定的文类,它的副作用就是几乎没有一套令人满意的「散文理论」;而大部份的文学理论,都是来自诗学,或者各式各样的小说研究。

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看待一个散文家在作品里涉嫌说谎这件事呢?例如余秋雨,很多人指控他在文章中隐瞒甚至美化他往日的不堪,这究竟是道德的污点还是文学上的错误呢?我们又该如何面对一些在散文范畴里逾越文类边界的实验?例如李智良的《房间》,大家假定它是自传式的散文,却又同时跟着它滑入小说般的情节。那算不算是不够「真挚」?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