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刍狗的社群(《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三之三)

虽然龙应台没有正面质疑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但后者对她的恐惧却是有道理的,只不过它可能也说不清楚那到底是甚么道理,因为龙应台所描述的那些死者是它无法命名的。那些饿死在长春城里的人,那些跪在围城解放军面前哭求的饥民,那些被遗弃在野地上如爬行动物般蠕动的婴儿;你该叫他们做甚么才好呢?他们肯定不是革命的敌人,但他们更不是为了革命而献出生命的战士。他们甚至连「牺牲者」这个称号都配不上,对于这些只是想吃饭只是想活下去的来说,「牺牲」是个太过沉重太过堂皇的一个字眼。我们似乎只能用最简单最赤裸但也很可能最真实的名字来描述他们:「死者」。

由于它面对的是单纯的「死者」,所以中国政府才会尴尬,因为它无法把他们稳妥地纳进革命论述;它既不能说他们是革命的对手,也不能轻易地形容他们怎样为革命牺牲了生命。它只能沉默地回过头去,把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挥出门外,假装书里的死者从来不曾存在。

要尴尬的,又何止于中共呢?你看那随着国民党飘洋过海的两百万人,里头有些人根本不能说是「随着」国民党去台湾的。例如当年十二岁的桑品载,说得好听点,他是「被带过去」的,成了一个离乡背井的少年兵。而那时被溃败的国民党「抓壮丁」抓到台湾去的少年兵里,竟还有六岁的郭天喜。「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于是下令普查,一查吓一跳,像天喜和品载这样命运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个!只好成立『幼年兵总队』,直属陆军总部。六岁的郭天喜和十二岁的桑品载,一样穿军服、拿枪、上操,一样挨打、关禁闭」。几十年后,这些娃娃兵是否就是在台湾被人喝骂,要他们滚回去的「老芋仔」呢?

除了抓人,国民党当然也要杀人。「一九四七年七月,国军整编六十四师在山东沂蒙地区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激烈争夺领土的时候,曾经接到『上峰』的电令:『以东里店为中心,将纵横二十五公里内,造成『绝地』,限五日完成任务,饬将该地区内所有农作物与建筑物,一律焚毁,所有居民,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

虽然说主题是一九四九,但为了说明那一年的复杂局面,尤其是彼时台湾的情势,龙应台还花了不少篇幅去谈二次大战时的台籍日本兵柯景星和蔡新宗,他们战后成了新几内亚战俘营里的战犯。对着这些从小到大被教育成「日本皇民」的台湾人,你又该说甚么才好?同样令人无法言语的,还有卓还来。他是中华民国驻英属婆罗洲山打根的总领事,成为日军俘虏之后坚决不降,于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被人押进丛林,再也回不来了。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运回南京菊花台的烈士陵园。不过两年之后,他的妻子就不敢去上坟了,他的子女也从来不敢提起这位烈士,因为「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头最高的那栋建筑顶上插的是甚么旗子」。

更使人迷惑的是龙应台竟然还访问了澳洲退伍老兵比尔,甚至大段引述了日本军人田村吉胜的日记,里面记录了他对一个女孩的思慕:「从不曾给你写过信,也不敢对你有所表露。孤独时,我心伤痛,想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龙应台到底要写甚么?这难道不是一本反思一九四九的书吗?为甚么除了离乡的台湾外省人和战死的解放军之外,她要加入这么多的杂音和这么多的外国人呢?

如果要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去总结这本书,那大概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了。如果说这本书有甚么主导精神,那么它肯定是一种最素朴的人道主义。龙应台反战吗?她没有直接说过,正如她没有直接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论述,也没有正面挑战台湾今天的主流意识型态一样。但是她写出了一本最政治的书,因为她在一切枱面上的政治论述之外,提出了它们全都吸纳不了的政治。

茱迪思.巴特勒在〈暴力.悲悼.政治〉( Violence, Mourning, Politics)这篇文章里提到悲伤的政治时说:「很多人以为悲伤是私人的,使我们回到孤独的处境,所以是非政治的。但我以为它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政治社群的想法,因为它把关系的人际纽带铺陈出来了,那种纽带可以理论化成(人之为人的)基本依赖与伦理责任」。我失去了一个人,然后痛苦不堪,因为他从我身上带走了我的一部份;这恰恰说明了我永远不只是我,我永远不是自足自存的主体,我们永远都是彼此构成的社群。

对于所有那些「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龙应台给了他们「失败者」的名字,并且说他们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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