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那一代人的青春倏然而止——访谈查健英

查建英不好归类。现在的读者知道她是《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作者,知道她和刘索拉、甘阳、栗宪庭那一群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弄潮儿是朋友。可是他们也许不晓得,当年的查建英还是个文坛新锐,写过不少有意思的小说。假如不看英文书报,他们也不会知道她现在还是《纽约客》和《纽约时报》的作者;而且出过一本备受好评的China Pop。出入中英,游离于小说、散文和报道文学之间,半年在纽约半年在北京的查建英连政治立场都暧昧;在美国她是左倾,在中国京被人说成是自由派了。

也有些认识她很多年的人戏称她是“洋妞”,因为她出国留学得太早(1981年),回国之后总是一副傻大姐的性格,动不动就哈哈大笑,弄得旁人莫名奇妙。赶在她即将启程反美的前一天,我请查建英说一说她自己的八十年代,她的青春,和她那些既在局中又在局外的神奇日子。即然是“洋妞”,我们就先从北京的老外谈起。

梁: 梁文道  查: 查建英

查: 昨天我去游泳回来,见到一个骑着自行车的老外,头发比较长,后面梳一条小辫子,然后穿着破T恤,骑着一辆自行车,肩膀上还有一只小鹦鹉。他坐在一个台阶上,旁若无人,但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然后他拿出一个苹果牌的notebook,不晓得是在打字还是在上网。如果是游客,他怎么会骑着自行车然后坐着半天,一点不焦急?我看他就是一个住在北京的那种老外。

梁:你小时候的北京没这些人吧?

查: 绝对没有,太不一样了。我小时候的北京完全是那种毛时代社会主义首都的模样,外国人全都赶光了,可能只有少量的外国专家。你知道外国专家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同情中国革命,给中国做点外宣,比如说翻译《毛语录》这种,不过这种老外我们一般也见不到。

我那时候是属于知识分子家庭,住的地方是个四合院,我父亲是社会科学院的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搞了一点甚么科学哲学,就是翻译了波普、库恩这些。我父亲当年是清华外文系毕业的,但是来到我这一代已经没有人学外文啦。79年左右他在武汉大学讲学,结识了一个忘年交,一个美国小伙子,这个美国人我还记得特别高特别瘦,叫马克,Mark。他是俄亥俄州的一个牧师家庭出来的,不知道为甚么就是对中国有极大的好奇心,那么早就跑到中国来当外文老师。我父亲把他带到我们家来,那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活生生的外国人。那时候来了一个外国人,所有的邻居都不得了,就觉得怎么来了一个洋人。那时候来了一个外国人是要通过批准的,你要报批,单位要批准,然后区委还要打招呼。你竟让他住到我们家里来了,在我们家吃饭睡觉。

梁:你在北大上学也没见过老外?

查: 见过见过,我78年入学,到了79年的时候就已经去陪留学生住了。

梁:甚么是「陪住」?

查: 哈哈!当时大学有少量留学生在学中文,对吧?然后他们需要一个语言环境。可那时候校园里面的中国学生跟外国学生是分开的,很少接触。他们会到你班里来听课,听完下课就走,没甚么交流,没有来往,大家好像也不知道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但为了提供他们一个学汉语的环境,就有留学生办公室挑选一些普通话很标准的学生去住在他们的宿舍里当roommate。当时留学生的宿舍不像我们的,中国的学生都是住大宿舍,比如我们班里边最大的宿舍住了十个人,我住的宿舍里边住了六个以上。但留学生是每个人自己有一间屋子,陪住的人就搬进去,那就一间屋子两个人,你就跟他睡在一间屋子里。基本上都是挑北京人,因为北京话跟普通话最接近嘛,所以我就是第一批被挑去陪住,这叫「陪住」。

梁:呀……这叫「陪住」。

查: 对,陪住还有陪住的纪律,你不能随便带他到你家里去了。我们都住宿舍嘛,到周末北京学生都可以回家。但我觉得太不象话了,跟她住了那么久,她没有试过有一个本地中国人请她到家里去作一次客,在中国上几年学都白上了。我就决定一定要请她作一次客。当时还得去留学生办公室审批,然后去区委打招呼,要不然就被看起来了,你知道嘛。就像当年Mark到我们家,开门窗户都是人在看,我不夸张,真是这样。人家就开始私议,说我们家来了一个洋人,这是怎么回事了?而且你知道我家里就我一个女大学生,周末回家,家里却住着一个小伙子20多岁的,还是一个美国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和现在的反差有多大,你能想象吗?

梁:说回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你跟书里面这些人基本上是同一代吗?

查: 是,大多数还比我大,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就18岁,我是班里最小的。最大的比我大十四五岁。

梁:这是少有的正常年龄。因为那个时候入学的,都像甘阳他们那种岁数,是回校的知青。

查: 对。所以我和文革其实就没有太强的关系。我书里边好多人他们真是参与者,不是红卫兵就是那种被逼害的人。像李陀,他比我大20岁啊。我听阿城后来告诉我,说李陀那时候在北京有一个很有名的工人组织叫甚么「菜市口菜刀队」。

梁:他们是直接参与红卫兵甚么的,但你还没那个资格。

查: 对,我还没那个资格。文革我趁没有功课就跳了两级,结果跳到最后一批下乡的那一届。文革都已经结束了,但是上山下乡的政策还没有完全收回。我就下了十个月,在郊区插队,那个时候插队已经不是到最远最艰苦的地方去。

梁:后来你上北大中文系,为甚么英文会那么好?

查: 我的英文那个时候一点都不好呀。我的英文是到美国以后才学的。我去的时候,我们的英语只是对付考试的那种,很烂的,大家考过以后也就不再学了。尤其是北大中文系的人是觉得中文是最高的嘛,谁要学英文学外文的,他们都看不上,没人会用功去学外文。那个时候基本上还没有出国这件事。

梁:你怎么就会想出国呢?

查: 是一个巧合吧,正好有两个同学,一个女生叫吴北玲,她是那种延安的老插队,在延安插了八年队,跟当时全国著名的赤脚医生孙立哲结婚。这孙立哲是个神人,他当年在陕北插队的时候就自学给农民动手术,200里远的农民都挤到他的窑里要让他开刀,因为缺医少药嘛。他特别聪明,在那个年代他就自学了英文,后来他跟我的同学吴北玲上北大以后结婚了。因为这孙立哲很早就学了外文,所以也很早就听说了有自费留学这件事,就是你可以自己申请外国大学的奖学金。那个时候刚开始有公费留学,但我们这种凡人没有任何可能被挑中,所以他们就开始写那个申请奖学金的信,我也跟着他们。

梁:但那个时候想出国的这种想法流行吗?

查: 不流行啊,所以我们班同学觉得我们都疯了,这么好的中文系,你干吗到美国去。

梁:我也想问你想去干甚么?

查: 其实我并不是想出去,就譬如说去拿个学位,当教授,然后在国外留下来的这种。其实是特别简单、特别模糊的一个想法,就是想出去看啊,就看它是甚么一回事。于是我就跟着这个孙立哲到北京的图书馆去查一堆美国大学的地址,胡乱寄信。后来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英文系系主任给我拍了一封电报。这电报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We are interested in you」,第二句话就是「We have scholarship」,第三句话就是「Please send your transcript」,就是寄成绩单来嘛。我当然就大喜啊,觉得有一个这么热情的回复,我赶快炮制了一个英文成绩单,要不然怕人家说我瞎胡闹啊。然后那边就马上寄来说ok,可以给我scholarship。

这一关就蒙混过关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英文烂,就给了我奖学金。可是签证还有一个面试,面试有一部分是要用英文作答的。我准备了两天,就那一段话来回来去,练了半天,已经到了脑子一片空白。最后见到了签证官,到现在我都记得他的样子,就是一个苍白的脸,特别angular的那种,不苟言笑。我觉得糟了,我这么烂的英文,肯定当场拒签。没想到居然签了!我就看着他抬着头也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I think they made a terrible mistake」,我马上晕倒了,然后第二句话是「But go ahead」,第三句话说「And good luck」,那个心情好像突然掉到地下,突然又升起来一样。

梁: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甚么中国人出去,老美几十年没见过大陆人?

查: 对,你有这种勇气嘛。包括那个英文系系主任……我到那儿才知道,他们从来没见过任何大陆出来的公费生,也没有人那么申请过。所以他就觉得无论如何我要帮你一下。

梁:你是去念本科吗?

查: 我其实是去念master degree,但我大学都没毕业。所以我的同学就觉得我疯了。到了那里以后,很快又露馅,那个系主任见我一张口,英文居然这样烂,马上打回我去补修那个undergraduate的课。

大家说中国人无论到了甚么时候都有办法,这句话还真对啊。我很快就结交了几个南方的美国人,很纯朴、很好客。我的host family是夫妇俩,他其实是个苏格兰人,研究Robert Burns。他的太太是个法国人,两人等于没有一个是美国人,虽然在那很久了,但他还是对外国人很有亲切感。我像一个adopted daughter似的,逢年过节,甚么Thanksgiving,Christmas都跟他们俩过。

我拿到MA之后同时申请了五家大学,而且五家大学全都有奖学金,甚么Stanford、Columbia。结果选了Columbia,因为我特别想去纽约,反正我已经到过美国的乡下小城。再加上不知道为甚么我觉得Columbia跟中国人特别有缘,出过胡适啊。我到那儿就是去念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是跨系的,当时比较文学的系主任就是扎伊尔德,东亚系的是夏志清。我到了那儿才第一次读张爱玲,才读《围城》,立刻觉得:哗!这个很不一样,它这个文学史跟我们在北大读的太不一样。

那时候还得学法语,我还记得那个法文系的法国老师带着特别浓的法国口音在讲Semiotics,Paul de Man。我还记得一个很古典的老师有一次很语重心长的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是不是认真的要build for academic career,如果你是的话,我建议你要多修理论课。现在是个理论热的年代,你要是不修理论课,以后去找工作就有问题了。」他就看我修课时老是躲着理论。

当我学了Semiotics以后,我就把这套用到夏老师的课。

梁:他很讨厌那些东西,对不对?

查: 他很保守,就是很人文主义那一套。但他很有趣,我还记得他虽然不以为然,却也专门把我叫着,很好奇问我一遍,你的法文系老师怎么讲啦,你觉得他讲得怎么样。不过他还给我A,他说我敢于创新的东西。

跟扎伊尔德我觉得也没有太多的交流,他自己就很忙。因为我oral试考得还不错,所以他就给我一个论文奖学金,我想比较美国的越战文学跟中国的文革文学,就准备回到中国来做研究。走之前扎伊尔德还找我谈话,似乎他们都有一种直觉,感到这个学生好像不是要走那个academic的路。我还记得他的eye to eye contact,问我一句:「you are coming back to us, won’t you?」我肯定地点了头。

梁:你没回去。

查: 真的没回去,我到了中国根本没开始做论文。

梁:你那几年跟中国是完全脱开关系的?

查: 是完全脱节的。

梁:但你在北大的时候就认识北岛《今天》和「星星」那帮人。

查: 还记得当时我和班里另外一个同学王小平,一齐跑到城里去参加他们的讨论会,他们一个一个都已经卓然成家了,就是教父的感觉。我们进去一看,全都是巨头,我肃然起敬,不敢乱说话,坐到角落里面。北岛在最后觉得有两个女学生在啊,他说:「就请我们这两个北大学生也讲一点吧。」

梁:你们讲甚么啦?

查: 没得可讲,哈哈。后来北大有一本刊物叫《早晨》,我的第一篇小说就发在上头,居然就被北岛看中,差点拿到《今天》,不过后来辗转也没发成。也不知是甚么因缘,我居然那么早就认识他了。我还记得他跟我特别严肃的谈话。他在我们眼中就是那种很悲壮的文学英雄,因为他们是被警察打压,处于半地下的状态,随时有可能被停刊或是坐牢。我从小有一种英雄情结,而且最向往、最敬慕的是悲剧英雄,就像耶稣那样要被钉,如果他特别成功,就好像反而差很多。所以他说的那句话我一直记得:「我们几个人已经是一只脚踩进坟墓的人了。」他说这种很严肃的话,感觉就是自己可能随时要殉道,随时作好准备要被抓起,还带着一些沧桑,说得我肃然起敬。

梁:这太逗了。

查: 很多年后我在美国再提起这句话……

梁:他一定觉得很不好意思吧。

查: 他根本不记得:「啊,我说过?我记不清楚。」哈哈,这就是我的八十年代。

以前在大陆就是做甚么也有人管着你,所以我老是盼着那种自由散漫的路,不想特别设计一个明确的职业。我去了Columbia又跑到欧洲去旅游,各种事情都试过了以后,正好回来中国也碰到了八十年代最火热的关头。我当年的同学告诉我,现在国内特别热、特别好玩、特别有事情可做。所以我就遇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到底我要走学术道路,还是要写作,然后我很自然就回来了。87年一回来我就再没有回Columbia。

梁:你出去的时候,虽然说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但是文化思想领域还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年代。可是你87年回来的时候就非常热闹了,感觉怎么样?

查: 特别兴奋。八十年代有一种特殊的热情,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特别珍贵的一段经历。没错,很多作品的质量很差,很土,视野也没有真正的打开,都是乱七八糟的,只是试图在突围,扩大一些言论的空间。你在外面生活了这么多年,发现这地方有些debate也是挺好笑、挺乱的,没有章法,就乱打仗。但也不影响我对那个时期特别真诚和激情的那种印象。而且大家有一种共识啊,不管意见有多么不同,反而没有后来的那些算计。观点的分歧不致于交恶,对吧,而且这种分歧其实真有一种大家在寻找真理的感觉。在一个大前提下,大家都是同道。就是想使中国从那么糟糕、那么黑暗的年代走出来,把自由表达的空间逐渐扩大,这种共识是一样的。

梁:我当时感觉到乱是很乱,但是好像随时会有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弄一个甚么东西出来。

查: 对,一不小心可能弄出一个好东西来,是吗?或者弄出一个吓你一跳的东西,它不是那种很predictable的,因为你要predictable你总得有一些前例吧?那都是又土又粗可又特别有生命力的东西。如果你甚么都知道,反而会被吓倒或者被局限,你觉得你甚么都不能写,因为甚么都被写过了,做得比你都好,那你还有甚么可做的呢?那个时候就有点初生牛犊的狂。

同时中国又是很记人的,当年你有点江湖地位,20年以后,就算当中甚么都没写,可人家还记得「他不是就是那个谁吗?他写过一篇……」。

梁:要是在美国就完蛋了。

查: 中国太不职业了,太不职业以后就好坏都有。好的它给你这个自信心,你有底气,你可以十年磨一剑,反正你的江湖地位已经有了,你还可以养精蓄锐,这口气要憋好久才能出新的东西,对得起你上一个大作。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当年的名气也许只是一个假象,你成名了,但它并不证明你的艺术造诣或者才能。

梁:八十年代文化热之后你从纽约回来。这种背景对你参与当时的文化圈有甚么影响?比如说人家怎么看你呢?忽然回来了一个留学生……

查: 87到89也就两年,而且那时候非常激烈,各种浪潮不断出现,我只不过才开始写小说。而且我整个轨迹跟他们都不在一块儿,卡夫卡刚被翻译成中文就变成一个新的时髦,然后马上又模仿拉美魔幻。又譬如后设小说当时是非常热的,我就不大有兴趣。李陀他老觉得我从美国回来怎么还挺保守的,写小说要讲故事?应该颠覆才对!不过我也写过几篇这种连我自己都看不懂的小说,嘿!

梁:那时候我就想,哎唷,大陆也有人写这种东西。

查: 你有这种感觉吗?就像《黄土地》到了西方,哎唷,中国也有人拍这样的电影,让你觉得很惊异,很奇怪,因为你对中国的联想一般都不是这样的。反而那时我挺欣赏阿城,就觉得他怎么就不一样,很老到,有一种很中国的味道。

所以我也觉得别人不太知道把我怎么归类。就是觉得怎么好像美国回来的也不是玩这个呀?于是很容易就把我的东西归类成一种留学生文学,因为我是留学生嘛。我是个一直比较游离的人,没有属于某一个流派或者某一个群体。当然我有一圈朋友是比较走得近,但我在里边都不是一个典型的或者核心的一员。比如说朱幸办一份杂志,叫《东方纪事》,那时候在中国很少机会能办一份同人刊物。它算一份同人刊物吧,请了一大堆当时的风云人物,一个人负责一个专栏,可以写也可以编。他马上就把我拉进去写一个叫「东西风」的栏,负责介绍外国有的东西。然后我就找了林培瑞(Perry Link)两个人一起合作,就我们俩自己写自己组稿,也去找人访谈一下。但那份刊物没办多久就六四了嘛,马上封杀。你看当年有那么多人卷入得很深,很多人都坐牢去了,也有很多逃亡的。

梁:所以你的八十年代的实际参与就是两年。六四一来,戛然而止。

查: 所以我作《八十年代访谈录》这么一本书,有些人就觉得你怎么能代表八十年代呢,就你周围的一圈儿朋友,而且这些人都偏于这个文化呀、人文的甚么。另外还有一种意见就觉得你都不在场,怎么看得到这些事呢?

梁:是不是恰恰是因为你中间很多时候不在场,所以你为你自己理清一些事呢?你想知道在你离开的六年里,大伙到底干了些甚么。

查: 对。其实自从我21岁出国以后,始终在中国跟美国之间游走,八十年代是我重新回来,重新接上地气,把我本来有可能断掉的中国情结接上了。所以我想重现某种场景。很多时候我不在场,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玩得天翻地覆了;就等于一个party已经开到一个高潮的时候,突然门外又进了一个客人。然后它又以它的结束方式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因为六四我是整夜在场的,我就在天安门,我一夜都在那儿,我真的看着死了人,就在我眼前死了十几个人,用这么一种方式结束了一件事。

我回来就觉得我不能再回美国当教授,怎么突然一下就变成这样了,那么多美好的可能性一夜之间就没了。让人感觉这个国家呆不住了,我得回去,而且我回去还得面对一个以前都没想过的事情,就是我可能得尝试用英文写作。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变成为一个英语作家,或者是一个流亡作家。人住国外,用中文就等于在用外语了嘛。对当地人来讲,中文就是外语。我知道有很多人对流亡作家有一种很浪漫的说法,「只要汉语在,故乡就在」。

梁:托玛斯曼二战的时候离开德国。一到美国,记者问他你那么热爱德国文化,现在德国搞成这样,你来美国,你不难过吗?他说不难过,我托玛斯曼人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

查: 打死我都说不出这种话!中国人特别爱问我在美国那么多年,我是不是很乡愁呀。我最讨厌这种问题,老要把一个祖国当作是一个母亲,因为你是小孩,你乡愁在想着妈妈。我觉得我是一个成人呀,我有我个人的生活,我不要被这种很sentimental的情感绑架要挟。我觉得这是一种blackmail,emotional的blackmail,非得要你承认,你只要离开这个祖国,你就是一个压抑的、悲惨的、让人同情可怜的这么一个人。

梁:而且这是一种nationalism的blackmail。

查: 就是sentimentalized nationalism。它假设如果你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如果你还想承认你是中国人的话,你一定要承认你有乡愁,你一定要承认你在国外很寂寞、很难过,然后受到种族歧视。如果你不这样回答,马上就好像会有一个叉子在你头上,这叉子提示你可能是一个卖国贼。你明白我的意思嘛,反正是政治极度不正确的这么一个人。我永远不给别人这种满足,尽管我肯定有某些时候很想念我的朋友。

梁:但那就是怀念一些过去的朋友,没那么大的包袱。

查: 我觉得这种nationalism底下是很残弱的一个个人,要附在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上面,你才觉得你有角落,你有安全感,然后你有尊严,你有所归属。从我的经验到性格,我都不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是不是中国人现在经济行啦,马上在海外就有尊严啦?我没有觉得呀,我觉得跟以前一样,我作为一个个人,我还觉得中国问题很多呀。而且在中国还那么穷的时候,我也没觉得自己没有尊严。

梁:我想苏晓康他们是会有乡愁的。你们很不一样,第一,当时他们的写作是很主动的要把国家的命运承担到自己身上;第二,他们只能用中文写,就像北岛,在外面那么久还是要用中文。

查: 我预先没有设计这条路,不像哈金本来在国内就用英文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差别。你在语言形成期的时候选了甚么语言,之后如果再换一种语言,那它永远是你的第二语言,就不可能变成你的第一语言了。所以我也没有设想我将来要作一个英语作家,这是一个抛下来的现实,突然我就面临了这么一个问题。

虽然英文不是我的母语,但我毕竟很年轻就出去了,所以我的英文底子足够。我又不想做一个流亡作家,像托玛斯曼这种很悲壮的,觉得我在哪儿写都代表了我的语种的骄傲。我不代表这国家,我没有这种感觉,我从开始出去的时候就没有这种心态。

我也不想当那种白俄作家。你知道纳博科夫是一个意外,另有一批俄国人英文没他那么好,办那种移民杂志,用俄语写作,变成很边缘的一种小群体,然后有一种永远漂泊在异国回不了故乡的悲情。我不想过这样一种生活,长期的边缘心态可能会影响你的正常看待世界的眼光。我不是说所有人都会这样,但我觉得有这样一种可能。就像唐人街的老华人,永远讲广东话或者华语,周围的朋友全是中国人,不大跟美国这个社会发生联系。其实那时我再回哥大,再接上去也可以的。

梁:可以吗?

查: 还可以的。夏老师说,你怎么最后这一冲刺就不要修成这个正果呢?他还说我也知道你不想吃这个苦,你就写一个dissertation,我可以给你通过……你就写了吧。

梁:我听很多人都讲他对学生真好。

查: 其实他真是好人,很有感情,只是说话太不经过任何筛选。所以我就有很多年都不好意思回去见他。

梁:你很愧疚,是吗?

查: 对对对,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弄到像一个卷款逃跑的贪官,拿到奖学金,就不露面了。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当时就决定不做了,只89年再回去我觉得完全不是「我等着上学、进学院再去教书」那个心态。

梁:没那么平静。

查: 没那么平静。然后我也正好有一次试炼,婚姻破裂,反正就是特别的迷惘特别惨。跟六四没有任何关系呀,几乎是在同时发生。反正就是完全没信心再回哥大去念完那个博士,但是也没有一个准备说我要开始英文写作了。于是我去一个公司工作,觉得总要make a living。然后我就仇恨这个公司、这个工作。那一段就除了上班就在睡觉。完全是depression。

梁:还是延续了八九之后的情绪。

查: 是,而且那段记忆特别灰暗,觉得这个国家没希望,我也不想跟它发生关系,所以我也不用中文写作了。后来我父亲在90年去世,我妈都没有告诉我,她就觉得就算了,不要让你回来了。

梁:你不知道吗?

查: 我都不知道,所以这也是一个trauma。我跟我父亲关系是非常近的,我20岁以后跟他老吵架,是政治上的一种intellectual debate,他老觉得我没有理论,太感性,是一个文艺青年。但我们感情特别深。他去世几个月之后,才有朋友带来我妈那封信。我还记得Ben(查建英的现任丈夫)跟我说你先坐下,我要跟你说一件事。

梁:所以八十年代对你来说好像变成一个很特别的问题了,你需要去处理它。那好像就是一个群体的青春期结束了,整代人的青春就这么完了。

查: 它是没有句号的。连李陀那一些人都有这种感觉。

梁:我觉得李陀很特别,因为他年纪那么大,当时已经40,但他好像在那个时候才迎来了他的第一个青春期,他之前的青春是被压抑了。

查: 他在书里面年纪是最大。但你知道吗?还有比他年纪更大的人,都有点老夫聊发少年狂,像年轻人一样。因为他们过去的青春都被压抑了。如果你一直都在一个很正常的社会,一步一步走到八十年代,你反而不会觉得那个年代很特殊,你也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就像你没穷过你怎会知道富有的快乐,如果你生来就在一个富贵之家,你就甚么都觉得没所谓了吧。

梁:你觉不觉得这一帮人就有点像今天讲的「八十后」啊?

查: 也许我们因为以前缺了太多,被压抑得太厉害,所以那一个青春期的爆发可能也爆发得特别强烈,没甚么章法,其实那一种反叛也不够个人化。现在的反叛大概都有一个具体的对象,例如家长对你怎么样啦,或者是学校老师对你又怎么样了,你对这个考试又怎么样啦。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要的东西都很不个人,想的都是国家怎么样啦。就连你在强调个人的时候也是一种社会姿态,因为以前所有的人都被教育「我只能为社会奉献」,所以我现在要强调个人来反叛。

梁:所以那个年代有句话说文学是人学,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政治宣传,是一种政治宣言。

查: 就包括北岛那一些诗歌,后人都觉得这也算诗歌吗?这不是一个政治宣言吗?连他自己都说那些东西太口号了。因为我们的成长经历就是这样,都是很宏大的,人人要有远大目标。不像现在,好像一生出来就很自我了。

梁:回看八十年代,有甚么遗产留下来吗?

查: 不管是美术、电影,还是文学,或者学者的一些著述,我觉得都可能有点良莠不齐,能够流传下去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可能不是太多。

但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个成就不仅仅定义在它留下来的创作,而是它的整个精神气质,情况就不同了。它的追求超越了党派和各人利益的算计,对学问也好、对艺术也好,有种比较真诚的激情,真是为学术而学术、为文学而文学。这种纯粹、这种精神气质我觉得才是八十年代的价值吧。

但它并没有真的传下来。那一代人现在就是些四五十岁的老爷爷了,很多人老油条似的,很懂得炒作,也很能因为胆怯而转型,怕坐牢怕丢饭碗。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我觉得整个政府比较开明,整个社会更蔓延一种再也不能让恐惧当道的氛围。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有些东西说不得了,也有一些是你顾着利益不能说了。我们不再对抗恐惧,只能顺着它。

【来源:读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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