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文化现场》:〈出香港记〉

Q:区惠莲
A:梁文道

Q:你的〈一个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伤了很多人的心呢!

A:其实我不过说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以前大家没发觉,是因为大家处身香港,习以为常。但文章并没有叫人搬离香港,我要指出的是,大家再不能只作为香港的文化人,要同时是中国的文化人。……我这个想法在97前便出现:当年途经火车站,看到开往深圳的火车,忽然想到在97以后,香港艺术节便会变成全中国最大的国际艺术节,香港电影节也会变成全中国最大的电影节,回归会使我们有新的定位。

Q:可是香港人还是不太信任中国。

A:可能吧,但我怀疑有多少人会坚拒承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而且这不一定是身份认同问题……我们都处身在一个华文世界中做事。

Q:就算我们放得开,也不代表内地会接受我们,北京本身也很保守。

A:我们可以慢慢改变局面,不能只以自身出发,妄想内地主动向我们打开市场,应反过来考虑我们如何能够帮助中国打开中原中心的局限,例如我会经常在大陆介绍马华作家、香港作家、台湾作家。……

香港文化人都是吃锦旗的

Q:这也跟你对香港失望有关?

A:无可否认我对香港失望,会鼓励别人到内地发展,因为香港确实有其局限。有一年,在赛马会做PR的朋友请我帮忙找19位艺术家,为街头马匹雕塑设计外观,我要求赛马会能为艺术家提供物料和场地,工作十天,酬劳要有五万元。但几天后便收到通知,不需要我找了,原来香港艺术馆有一个部门,当中几位官员认为根本不需要五万元,艺术家收到五千已很开心。另一个例子是,一位官员找一位画家帮忙,画一些A4大小的画,让外访官员送给当地官员,作为纪念品推广香港,但他的开价是一幅800元!

我评论文化政策十多年,同类事件亦重复发生了十多年。我不能理解,为甚么艺术家就要受到如此的对待。到内地图书馆演讲,以湛江为例,会给你数千元,香港图书馆则给你一支锦旗,好像以为艺术家和文化人都是吃锦旗的,不用吃饭。每一次跟官员打交道都会听到他们说,艺术家有发挥的地方已经很满足。想要做得专业一点,就会遇到这种情况。

陈丹青差点成了刘青云

书展找我和马家辉做书展大使,到大陆和台湾进行路演,宣传香港书展,于是我到北京找了陈丹青、贾章柯,到上海找来王安忆、陈子善,这种级数的人物,跟我和马家辉对谈,介绍香港的书和文化。怎料到今年书展单位邀请的是郭敬明,大陆最畅销的爱情小说作家,要他来教年轻人写作,因为他是年轻人的偶像。可是他作品的质素是出了名的差,而最离谱的是,他的一本作品是抄袭别人的,被告上法院,最后败诉赔款,但他不肯道歉,并表示替那个寂寂无名的人普及了作品,是帮了那人一把。当我在大陆找陈丹青这个级数的人物,它却找来郭敬明,真是很embarrass。他们不是没有钱,是没见识。……

更有趣的是,我们到内地出使时,贸发局表示副总裁会一起去,虽然不同航班,但会一起坐经济客位,也没有安排交通工具到机场接送,我们当然没问题。可是,当我和马家辉在北京刚下飞机,便看到副总裁和他的助手从商务客位的出口出来,同时发现他们已安排交通工具,便问他们为何之前说没有,他们竟反问我们:「你们没有吗?」好像我们不配跟他们坐在一块,可笑的是,我们是他们的大使,最后唯有自行坐车到会场。然后,总裁在座谈会的第一天便出丑了,与陈丹青见面时,把对方喊作陈青云,我差点想跟他说,不是陈青云,是刘青云。另外,每场论坛开始五分钟后,他们便拉队离开。他们完全不尊重自己的活动,也不尊重台上的嘉宾,态度非常恶劣。后来,我认识的文化版记者表示对活动毫不知情,原来贸发局只通知了财经记者,财经版的觉得不关他们的事,便找来副刊记者,可是这种副刊记者只是来拿着数的,拿了便走。十几年来跟官员打交道,实在有太多这样的经历。

宋以朗打算向公众展示张爱玲的书信,便联络林郑月娥,想找一些保育计划中的旧建筑,用作张爱玲资料馆或纪念馆。林郑便答道,哦!张爱玲,我看过许鞍华改编她小说的电影,也算是不错的作家,可是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有争议性,不适合为她设馆。I am so tired of it。我真是很累很累,很厌倦。(注)

是一国两制带来的条件

Q:你认为内地有香港文化人的市场吗?

A:一定有。最近很多内地传媒访问我一个题目:香港文化人现象。甚么是「香港文化人现象」,其实就是我、林奕华、林夕、阿霁、马家辉等的香港文化人,在内地变得非常活跃,有很多演出,也出版很多书。内地人已留意到这个现象,甚至开始关心香港80后的问题,要我介绍相关作家。他们会关注我们北上以及受欢迎的理由,以我为例子,我做了香港文化人在内地最罕有的职业──时事评论员,其实香港一直有很多中国专家,但他们是对香港人讲中国,我则是第一个对中国大陆讲内地时事的香港人。以前内地传媒访问我,是想了解香港发生的事。现在访问我,却可能是关于山东、北京、西安发生的事。我有甚么条件,可以在香港为内地人写内地政治?正正因为我是香港人,可以补充到内地传媒的盲点,正如鱼在水中生活不会知道甚么是水。这是一国两制带来的条件,我们既在一国之内,又不在里面。

Q:有甚么是你察觉得到,他们却没有?

A:我会留意一些很基础的观念问题,譬如说我在内地评论杂志发表的〈「极少数」的迷思〉,「极少数」是中国政治语言中的常用字眼,它本来是个没有价值判断的量词,但内地多用以形容坏分子,如极少数的暴徒、极少数的贪污,但绝不会以「极少数」来形容党中央,虽然他们的人数真的很少,但你不能说「极少数的党中央」。在中国政治语言中,大多数是好的,极少数是坏的,跟数量无关……另一个是角度问题,内地的时事评论不是歌功颂德、极为平淡,就是极为偏激、满腔怒火。这是一个极权结构下,统治者与人民形成的同构关系,处身结构外的我,便可以其他的角度书写,既不是官腔,亦不是激愤,是以第三种语言切入。香港存有的条件使她与内地产生差异,令我们可以做一些内地传媒没办法做的事。

Q:张辉认为香港的局限在于地方和人口数量上的不足,香港的文化政策只是一个结果,你有甚么意见?

A:如果仔细观察,其实香港一点也不小,以人口比例来看,七百万人,跟一个北欧国家差不多,可是我们的文化绝不及他们的丰富和多元,原因不是人口不足,而是社会的主流太过巨大,过份单一……是经典社会学所说的mass society……加上香港的移民社会性格很强,无论是商界或社会的意识形态,只重视短期利益……我们经常批评政府不关心文化发展,其实商人也是。海外、内地、台湾都有商人义务资助文化事业的传统,可是香港的富豪跟市民一样,都是喜欢容祖儿,分别只是,一般市民听演唱会要坐「山顶」……殖民地政府,也没有责任协助香港本土文化发展……直至现在的LCSD叫作康文署,还是以康乐为先,认为市民都去「康乐」就不会搞事。……可是香港政府不认为意识形态的战场是重要的,他们的政策是假装没有意识形态。

对于中国,我们欠缺具体感

Q:你觉得跟大陆人谈中国问题,和跟香港人谈中国问题,有甚么不同。

A:…… 大部分香港人面对中国问题,都欠缺具体感。欠缺具体感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好像曾荫权这样,认为中国非常好,人民富足……另一种是坚决拒共,共产党就是黑暗的。中国发生任何问题,毒奶粉也好,奥运开幕式的假唱也好,都会归纳为民主问题。可是他们在歌颂中国经济发展,却无视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还有持继发展的可能性。

另外是抽象地反共,却没有了解中国现时面对的问题,并不一定关系民主,也不是政府可单方面、一次性地解决的。具体感是对中国有更同情的理解,不是同情政府,是同情那些活生生的中国人。

有些人会认为,中国内地媒体都是党的口舌,在里面工作便是媚共、投共。论理上全中国的媒体都是国营、党营,都是口舌,但这就代表在里面工作的人都是口舌的帮凶吗?那你如何理解我认识的,每天战战兢兢,想冲破底线,用大量心力与政府周旋的内地传媒工作者。……以邓玉娇事件为例,单单捍卫这个女孩的尊严,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大代价。我有篇写邓玉娇事件的文章被「枪毙」了,因为中宣部下令不能再谈,我唯有换一个方法继续谈论,只不再提那三个字,我已经学懂很多种这类的写作方法。我们付出了多少心力,扭尽六壬工作,然后你问我,你为甚么不反共,这就是欠缺具体感。

一半文章不能刊登

Q:你在内地工作,有没有一些人事或习惯是不能适应的?

A:各种审核制度,评审方法。我写十篇只有五篇能刊登,其余的只能放在网志。在大陆写东西一定要有韧力,我也不会怪那些编辑,其实他们也很无奈,想想《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的员工,他们有更多的稿被丢掉,但他们仍然坚持。最「大镬」是审查根本没有规则,上年能写的,今年突然不能写;今天不能写的,明天可能又可以写。有时可能是一个领导看后不高兴,好像胡锦涛看《色戒》,作为演员的汤唯,忽然成为被禁的人物。

Q:你说在内地写评论得到的响应是比香港的多。

A:是多很多,不少是很严肃的,而且写得很长,但不一定是好事……不过是从侧面反映了一件事:现时的中国大陆,是一个人人都想做作家、没有人想做读者的时代。只看题目,就已经写很长来响应,大家都喜欢表达,也没有人留意别人的意见,于是就说一些更激烈的言论来吸引人。例如把题目写成「曾荫权没良心」,但已经有太多人这样写,于是进一步写成「曾荫权是只狗」,另一个又写成「曾荫权该杀」,再来是「我明天去杀曾荫权」,而最终点击率最高的,可能是「我刚刚杀了曾荫权」。

这几年是真正北上的机会

Q:你是否觉得香港人北上太迟,抑或会觉得这已经是我们最后一条路?

A:如果包括大众文化的话,香港文化北上现象,其实早已开始,只是当时的文化人没有太关心这些事,大陆也没有相对宽松的自由环境,没条件北上。记得1998年与荣念曾到上海搞一个装置艺术展,在展览前一天,以博物馆停电为由,迫使展览不能举办。面对新事物,内地的反应十分紧张,单单听到「装置艺术」四字已经害怕。那时我跟北京文化部官员谈起,说中国的装置艺术很流行,他们一边进餐一边响应:「对啊,现在楼盘很多,很需要装修。」以前的香港文化人是没有北上的机遇,真正的机会不过在这几年间出现。以前能进入内地的,都是商品化的一种。我没有觉得太迟,反而是给内地一步一步了解香港文化,最近内地传媒对香港的印象已经改变,不会再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渐渐留意到一向被大众忽视的另一面。

Q:你觉得大陆、北京的空间比香港的好吗?

A:不会,虽然大部分刚北上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又或者一些老北京人,如陈冠中,他非常喜欢北京。但这关系到你想做的事,譬如像我做评论的,我会认为香港比较好,我需要香港。举一个例子,我在香港上网,可以到任何网站,可是在大陆,我平常要上的网站九成不能打开,自由的空气差很远。艾未未曾邀请我搬到草场地艺术区,那些四、五千尺大,十几尺高,月租不过四、五千元的单位,难以在香港找到。但我会建议那些想静静地作画的香港艺术家,那里的环境绝对适合他们。这是因人而异的,我在香港的房子很小很逼,前阵子才被倒下来的书柜砸伤,差点变成罗志华,但我始终喜欢在香港。

Q:你觉得香港可在大陆进行文化移植吗?

A:香港文化人不要太大野心,将目标定得太高,就如我写时事评论,不过是做一些我觉得对的事。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中原心态很强的国家,在此底下,南方只能处身边缘,我们应该重拾自己的文化,像70年代时,我们很喜欢用「省港澳」,足以说明香港的定位在于这片三角洲:省城、香港地、澳门街。最近,「省港澳」又回来了,变成了珠三角。我们不一定要到北京,珠三角本身已很丰富,在中国现代史上,这里最反骨,最颠覆,最开放,一直走在最前。中国现时最开放的传媒,同样是广东帮,香港大可以与他们合作,而不需要都到北京。只有在香港做事,才能打着鲜明的旗帜,例如美国旧金山的艺术家,跟纽约是不同的,正因为各有各的本土文化。为甚么我们不能在香港做一些本土的事,给全中国看。北上可以是建立沟通管道的机会,而不是迁移基地。

Q:「为香港第一代文化人指路」,是甚么意思?

A:如果「香港文化人」的定义是,这个人只能是一个香港文化人,这个概念应该到我这一代终止,成为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新一代的,20出头的,当然也是香港文化人,但他们不能再只是香港文化人,同时是中国文化人,能同时具有更多身份,最少,多了一个选择。

注:

本刊就此事去信林郑月娥,发展局严正指出,林太表示「从没有就有关张爱玲的文学地位问题发表任何的官方或个人意见」,同时表示不认识宋以朗,也没有接过他的电话,但马家辉则曾就设馆一事致电查询,林太当时向他提供了以下数据:

(1) 发展局已推出「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让非牟利团体以社会企业的形式活化再利用政府历史建筑。举例说,第一期计划内的荔枝角医院,将交由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活化为「香港文化传承」项目。有兴趣又合符资格的非牟利团体可考虑申请稍后推出的建筑物。

(2) 政府产业署及市区重建局亦拥有某些历史建筑,如得到相关政策局(负责文化工作的政策局是民政事务局)的同意和支持,非政府机构可申请租用这些建筑物作有关政策局支持的用途。

本刊另去信马家辉,他指致电林郑月娥问及设立张爱玲纪念馆的可能性时,林太的反应是呆了一下,然后表示她知道张是个跟香港有关连,很出名的作家,也看过许鞍华拍张爱玲的电影,并多次强调张爱玲没有留下实在的空间、住所、故居之类,很难设馆,认为张爱玲是否值得纪念,恐怕仍有人有不同意见,但表示如果民政局支持,她亦不会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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