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好日子不远了(悼念唐德刚二之一)

要检测一个人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我们得先看看他是不是唐德刚的读者。如果他不是,那就按照古方,给他半杯水。如果他是,那么便对他再说一次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提醒他中国还得再花上好几十年才能转成一个民主的现代国家。他要是惊呼:「天呀!还要等上那么长的时间吗?」我们便能肯定他很悲观了;相反地,乐观的人则会含笑叹道:「苦日子快完了,中国有望!中国有望!」

那么唐德刚自己呢?我想,他必然是乐观的。

许多人认识唐德刚皆从他的口述史学开始,我却莫名其妙地在少年时代先读到他早年的论文〈中国郡县起源考〉。见他从「县」和「悬」这两个字的关系,推断郡县本是古诸侯国未曾分封暂时悬置的行政区时,真是大开眼界,发现教科书外的史学竟是如此有趣。很多年后,我依次看完他的作品,才发现这篇论文的旨趣始终不脱他一辈子念兹在兹的中国转型问题。而他的乐观,或许也就是来自于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吧。

想想看,上一次的中国大转型从分封采邑转向设郡置县,从封建制度转向中央集权,由战国转到汉朝,这一转就转了足足三、四百年。按照唐德刚大胆推测,眼下这一轮告别中央集权驶向现代民主的转型,则只不过是区区两百年的工夫罢了。更况吾人已经赶上是次转型的尾班车,说不定到了二○四○年便能离开「三峡」,一日千里。这叫人怎能不乐观呢?

唐德刚这套说法很容易被更「科学」的史学家鄙夷,或者觉得他没有足够的支持,越出了严格的实证规范;又或者觉得他大而化之,以杂文的笔调写出这等大命题太不严肃。然而,唐先生的读者都能明白,这是他长年埋首近现代史料,亲炙不少关键人物之后才能得到的一份贴切观察,是种积年累月的阅历所磨出来的直观分析。也许它的论证结构不够周密,但它的确是一位有才气的史学家以敏锐灵感所孕育出来的史识。

例如在评注他的老师胡适的口述回忆时,有点夸张地把赞美孔子的话拿来称誉胡适,说他是「圣之时者」。那是因为中国当年的学术仍在「发展中」阶段,大家只能搞「恰当学术」( appropriate scholarship),而胡适正正是一位「了不起的『恰当学人』( appropriate scholar)」。他对胡适够熟悉,所以在尊师重道之余,更能近距离地发现胡先生的局限与点出学问上的半新不旧古今折衷。这一点恰好又接上了他那套转型史观:「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个整体。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完成现代化的情况之下,学术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因此胡适结合干嘉考证与实用主义,半西半中的「整理国故」,便是既无可奈何却又适逢其会的「恰当学术」了。

只要细心地看,任谁都看得出来强把唐德刚著名的口述史学和他体量庞大的通史写作分开来是不对的,因为贯注其民国通史的史观恐怕就是他做口述史的感性后果;替胡适作传,于是想到学术和时代转型的关系;没有前者,后面的判断是出不来的。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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