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读书人——专访梁文道

【凤凰博报】文-本刊特约记者 一盈

梁文道得了甲型H1N1流感,来内地前先在香港被隔离了一个星期,紧接着气管炎发作,又拖了好一阵子。

见到他时,病已大愈。依然喝很浓的黑咖啡,每天只睡5个小时;依然每天读一本书,见缝插针写文章。

抽烟。不是香烟,亦非雪茄,而是自己动手卷烟丝。取一片烟纸,捏一撮烟丝,熟练地搓捏成条。燃起,一根接一根抽。

光头,黑框眼镜,白衫,黑服,几乎已经成为标志性符号。不吃麦当劳,不穿耐克鞋,众所周知的两大怪癖亦只是一种习惯,与趣味无关。

温和谦逊与尖锐犀利和谐并存,是这位「凤凰名嘴」留给多数人的印象。

现实中的他非常温和、认真,逻辑性强得令人惊叹,似乎不能算作一个有趣的人,距离《铿铿三人行》里坐在窦文涛身边那个妙语连珠、妙趣横生的他,差很远。

去年是《铿铿三人行》开播10周年。采访中,主编邹倚天把梁文道、许子东和窦文涛比作节目的「铁三角」,坦承很多即兴话题不敢交给面生的嘉宾,非要这三个人坐在一起才能指望聊出世态百相。

然而网友们则认为:与许子东的博学多知相比,梁文道显得轻松俏皮;与窦文涛的俏皮滑稽相比,他又显得博学开阔。他身上洋溢着中西交融的独特气质。

20世纪70年代初,梁文道出生在一个笃信天主教的香港家庭,却在台湾跟随恪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公外婆长大。

校训为「四维八德」,四书等儒家经典更是烂熟于心。然而天生极具怀疑精神,反叛不羁,打架,寻衅滋事,直到今天,胸口依然有少年时拳头棍棒的「纪念」隐隐作痛。

曾经向往当神甫,差点进入黑社会。「恶名昭彰」,以至于台湾中学纷纷将其拒之门外。

无奈回到香港,「假装历史是清白的」。曾经,在一次示威游行中,激动之余,他竟脱下裤子坐在痰盂上与警察对峙。于是在香港文化界,他被戏谑为「一脱成名」。

其实早在「成名」前,梁文道便在香港《信报》发表评论,初出茅庐,四处与人笔战。当编辑打电话约稿时,才知道这位惊动波澜的笔者竟只是一位少年,年仅17岁,还在读中学。

从少年轻狂到中年不惑,「专栏作家」这条道路,他一走便是二十多年。今天的他,是15家以上主流媒体的专栏作家,从香港到内地甚至马来西亚,话题涉及剧评、艺评、书评、影评、文化及政治评论。

1998年与「凤凰」结缘,先后主持《铿铿三人行》《开卷八分钟》《文道非常道》。他温和而不失锐利,以一种独特的文人气质成为不折不扣的「凤凰名嘴」,为节目注入浓烈的文人气质及思想。

他看重读书,焦灼于都市里的文化沙漠:「我们这个城市(的人)是不读书的。或者读书却不敢承认,在家里偷偷摸摸读《尤利西斯》,然后在地铁里被迫拿出本《一分钟经理人》,以免被人当做怪物般耻笑。」

为了推动公民阅读风气,2001年,梁文道在香港一处废弃的动物检疫站开办「牛棚书院」。书院不提供学历、文凭或者专业资格,只为开阔视野。2006年,梁文道与友人共创「上书局」,并且创办《读书好》杂志,每期6万册,免费赠送给读者。

他梦想有一天,人们把追求知识当做嗜好,没有特别的理由,只为「好玩」。除了专栏作家、节目主持、出版社社长、书院院长、杂志主编,梁文道还担任大学客座讲师、绿色和平组织董事、剧团董事、多家NGO顾问等职,甚至积极参加小区运动、反战等不同形式的社会运动。

两年前,他在老码头静坐,抗议政府的无理拆除;继而又在老街道静坐,为拆迁住户争取最大的权益。他形容自己是一种「介入的旁观者」的姿态,面对极权、威权等民主「怪兽」,很难做到沉默,只不过现在少了少年时的轻狂,多了一份沉着理性。

采访中,谈及民生,他数度沉默,看得出在努力压抑感情。置身于香格里拉豪华酒店里,内心很难平静。数年前,他曾经策划过一个展览,为那些在大型公共建筑施工中死亡、伤残的工人设立纪念碑,纪念工人的血汗,要求提高对工人的合法赔偿。

「那一阵子,我很难过,走进很多大楼,都会感觉楼里有灵魂。」

「而今呢?」

「今天当然不会了,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慈悲心。」他坦白。

一直在向「慈悲喜舍」靠近。人说四十不惑,然而他却有越来越多的困惑,关于人生,关于自我。两年前,他从哲学走向宗教,皈依南传佛教。每年择出固定时日去寺庙清修,坐禅行禅,过午不食,断绝一切尘冗,专心礼佛。

「现在我们已经这样认为,将来历史也必会如此记载,梁文道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香港作家邓小桦如此评论。

2008年,他当选「时尚先生」;2009年,他谢绝了某杂志评出的「中国青年领袖」这个头衔。

提及层层光环,他一笑置之,只愿意把自己界定为「读书人」,以读书为「志业」。「志业比职业重要多了,当你有志业时,这种志业会给你一种责任感。」

还有,那块藏书印「为己之学」,他乐意与你共享出处,那便是孔子所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今天的读书人与古代是不一样的。在古代,读书人是一个身份,需要自己来主动承担一个读书人应该做的事情。」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要做的事情太多,或许会死得很早。」他常常开这个玩笑。

铿铿十年,闲聊十年

一盈:虽然你在香港声名卓著,但在内地,知名度的提升依然是通过《铿铿三人行》。机缘是什么?

梁文道:其实在香港我也没有什么名气。1998年至1999年间,我的一个好朋友马家辉把我介绍给窦文涛,但文涛一开始没有同意,感觉我长得太丑了。后来谈一个日本漫画的话题,因为他看过我写日本漫画的文章,而身边能讲这个题材的人并不多,只好又把我找去了。然后有观众说,哎呀很好,找了一个看上去像一休的人来讲日本漫画。

一盈:目前这个节目做了11年了,去年窦文涛调侃自己是「一个话唠的10年」,你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梁文道:变化是很大的。刚开始这个节目给人的感觉还是诲淫诲盗的,很多黄段子。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中环吃饭,有几个从内地过来的大款模样的人,走过来大赞,你们这节目好啊!然后又贴着窦文涛的耳朵小声说,好看,够黄!(笑)

那时可能是嘉宾组合的关系,都喜欢讲些男女情爱、色情段子。后来慢慢地,尤其这两年来北京做了之后,不知是不是受了北京气场的影响,就变得越来越忧国忧民,谈些时政话题,只是偶尔还会回到那种黄段子风格。

但无论是黄还是严肃,无论嘉宾来来去去多少,基本上都摆脱不了一种轻松聊天的气氛,是真正的清谈。据我所知,这也是中国最长寿的谈话节目。曾经一度有很多台也学着做这个节目,但总好像做不长。我看那些节目,感觉他们太有准备了,好像有一个剧本或者讲稿,但我们真的是闲聊。

一盈:窦文涛、许子东和你被称为「铁三角」。

梁文道:我在「凤凰」十年,和很多同事不熟,坦白来讲,也不喜欢和别人打交道,但和窦文涛却是很要好的朋友,许子东也同样。所以三个人坐在一起,自然就有默契,完全可以在入场前才想好聊的话题,然后坐下来开聊。甚至聊到一半,感觉话题无聊,忽然又换一个话题聊。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三个都很习惯去听对方说话。我想很多谈话节目没做好,甚至包括我们请一些嘉宾上来,感觉不太舒服,原因就在这里。今天这个国家能说的人很多,但能听的人很少。而一个谈话节目不在于能否找到一群很能说的人,他们必须还能听,否则谈话就变成访谈了。

我们到底应该跟随哪一套常识

一盈:除了节目主持人,你更令人关注的身份是「时评家」。不久前,你指出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常识稀缺」的年代,引起很大争议。

梁文道:这种稀缺不是指没有常识,而是讲我们的常识是断裂的,或者说我们有两套常识,使得任何一套都没办法完好运作。比如我们都知道,要上好学校必须成绩好。但我们也知道,上好学校成绩也可以不重要,重要的是父母有好的社会关系。还有,如果你去医院做手术,已经缴纳医疗费了,医生就会把手术做好。但我们也知道,如果不塞个红包,可能还是有风险的。再比如说,搞一场地震的纪念活动,在我看来,主角绝对应该是当年受灾的群众,然而事实上,他们总被围在红线之外,没有机会说话,没有机会发声。这到底是符合常识还是违反常识?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不对?到底我们该跟随哪一套常识来办事呢?

一盈:你认为呢?

梁文道:我不敢说。我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希望大家都来关注,如此而已。这类问题如果不清醒认识,下一步路就不好走了。

一盈:你生于香港,长于台湾,复又回到香港,而今却通过内地时评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影响。有没有想过,或许恰恰是你这种特殊身份使然?

梁文道:我知道有一些人认为,是不是因为我住在香港,所以能够写出内地同行不敢写的话来?其实不是的,因为大家所看到的我的文字都是在内地报纸发表过的。我想重要的不在于你能不能写,而在于你看没看到我写的那些问题。或许恰好因为我不在内地生活而看到了一些东西,感觉很特别。就好像鱼在鱼缸里游水时,它是不知道自己在水里生活的,只有外面的人才知道。我等于在鱼缸外面,看到鱼在游水这个事实,然后讲给鱼听。

一盈:可我们也说,子非鱼。

梁文道:很正确。我仍然担心并困扰我有没有和本地人同样充分的观点与视野。尽管如此,我不认为就不能写。比如今天中国老百姓经常谈论美国、伊朗时事,但我们也不在美国、伊朗居住。另外,判断一篇文章的唯一标准是,它能否从所描述的事实,依据它的材料,推导出它的结论,而我力求每篇文章背后都有足够的支持。

笔是工具,不是武器

一盈:最近正在关注内地的哪些问题呢?

梁文道:很多。比如刚又发布了一个调查结果,说中国富人人数又上升了,已经超越英国排名全球第四位了。今天《中国日报》头条讲的是金融海啸对中国富人完全没有影响。可是我们都知道中国贫富分化的程度是越来越大了,为什么在如此状况下,积累起财富的那帮人仍然能够持续积累,而穷困的人却越来越穷困?

一盈:面对现实,你是否会有愤怒?

梁文道:我不太愤怒,会难过。你需要同情那些弱者与受害者,需要有同情心去理解这个社会上各种力量的矛盾,以及它们背后的需要。但是不能愤怒,因为愤怒很容易遮盖你的理智,会令你失去同情心。

一盈:笔,算是武器了?

梁文道:它是工具,不是武器。武器是要伤人的,我不喜欢伤人,只喜欢跟人沟通,去谈一些问题,想想该怎么办,而不是攻击。

一盈:你是2008年的「时尚先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个很明星式的头衔。

梁文道:历史上很多公共知识分子都是明星,比如佐拉、乔姆斯基、罗素……我看不出明星与优秀公共知识分子间有什么必然关系。「时尚先生」范围很广,有学者、艺术家、政治人物、商人……选举是一个国际惯例,不在于这个男人的样子、穿着、生活习惯怎么样,而在于一年内是否值得被提出来,而且他们选我时,有一个很仔细的说明—「年度意见领袖」。

时间不是不读书的理由

一盈:由于你的特殊身份,相信你经常感受到台湾、香港以及内地的文化差异。

梁文道:很多。我不觉得台湾与大陆的差异很大,反倒是香港与它们的差异很大。比如台湾与大陆都会有很明显的身份阶级意识,大陆常用「领导」,台湾常用「长官」,而香港人很少叫老板「总」,会直呼其名,比较没有这种阶序意识。另一方面,台湾是一个比较没有恐惧感的地方,无论日常媒体还是公众空间,大家背后的压力、负担不太大,而大陆的负担就很大。在很多方面,台湾比大陆更古典,有很浓厚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润泽。一般饮食场所、路边摊,人与人的相处客气舒服。以前北京也这样,如果去琉璃厂买书,店家不会一进门就谈生意,会先送茶烟,让你看会儿书。香港也比内地更古典,因为香港人对某些传统的礼数更讲究。

一盈:你的新书书名为「读者」,遗憾的是,现在的读者越来越少了,太多人不读书,甚至提出「读书无用论」。

梁文道:「读书无用论」的根本不是读书无用,而是他们想要一些很确定的「用」。我们越来越不愿意做一些事先无法预知结果的事情,我们希望一切都能事先计量好。读书能改变人,但这种改变无法提前预知航程。可能你满怀期盼读某种书,最终发现你没有获知太多。的确,你需要冒这种险。但就算读书真的无用了,我们也讲「无用之用」。世界上很多东西原本看来是无用的,但就是这种「无用」,有时候带来的用处是意想不到的,让你充满快乐。

一盈:大家都说没有时间读书,可我想最忙的应该是你了吧。

梁文道:是啊,因为我忙着读书啊。时间其实是排序的。说没时间读书,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中,读书不是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他也许觉得出去聊天、聚会、按摩、唱歌、上网更重要,做完这些事后,自然没时间读书了。

一盈:听说你两年前皈依了,这么忙,还有时间修行吗?

梁文道:修行也和读书一样,跟忙不忙没有关系,而取决于你把它看得多重要。如果不忙,我可以花1小时来坐禅;如果忙,我可以吃饭时修行。比如我经常一个人吃饭,不看书,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专心吃饭,一口一口慢慢吃,察觉到每一口的细节,这就是一种修行。所谓修行,就是讲究「正念」,是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每一步、每一刻都在干什么。依照这样的讲法,走路也可以修行,说话也可以修行。

一盈:皈依对你的改变大吗?

梁文道:当然有,但坦白来讲,并不很大,因为我用的力气不多,不够精进。

一盈:想达到的状态是什么样?

梁文道:太简单了,每个佛教徒都想涅盘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