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有我之境」的私密阅读(《我执》台湾版序)

作者:杨照

我将梁文道的《我执》看作一本极其独特亦极其深刻的读书笔记。 不只因为梁文道是个认真、杰出的读书人,而且他在书中明白警告:

「如果一个人受过严格的文学理论训练,对于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是为了补偿自己对女人的亏欠这种说法,应该是要嗤之以鼻的。因为根据理论提供的常识,作者的实际生活和他笔下的作品不可能有这么简单直接的关系。假如有关系的话,那也是可疑可议的。」

换句话说,《我执》的内容不可以、不应该简单地被视为:二○○六年下半年,梁文道遭遇了生活上,尤其是爱情关系上的挫折,有一个「他」突然从梁文道的居住之处离开消失了,而这些片段小语,就是那样挫折痛苦思念心情下的灵光纪录。

不,如此看待这批文章,太直接太简单,缺少了认真阅读文学作品所需要的复杂「可疑可议」态度。梁文道和那个挫折着痛苦着思念着的叙述者之间,不能如此直接简单等同起来,而该有着其他「可疑可议」的关系。

「可疑可议」之处,无法立即揭露,还好文章里留下了其他不那么可疑、不那么可议的线索,可供做为依据。那就是书中大量引用的其他文本。

不管那挫折着痛苦着思念着的叙述者,是梁文道还是虚构的角色,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扭曲变形或精神原型,文章里读著书、记录着阅读反思的,总是不折不扣,我们平常认识的那个梁文道。

在二○○六年八月到十二月间,他读了《恋人絮语》、《猫河》、康拉德的传记、《魂断威尼斯》、《禁锢在德黑兰的罗丽塔》、Edward Hopper的画、《空间诗学》、《纸房子》、《生活与命运》、《书简三迭》……等等、等等。他的生活、他的经验,由这些阅读堆砌构筑而成。

前面引用的那段文章,出自九月十三日的〈借用〉。有趣的是,「借用」有两方,借方与贷方,然而在生命与阅读的关系里,究竟孰是借方孰是贷方呢?

我们平常习惯的想象,是生命借用阅读。生命中有了什么样的感受感怀,我们自己说之不足道之不完,于是将前人在书中讲过的话,借来运用,说:「啊,我也正有此感!」或「啊,他已经帮我讲得如此精确!」或「啊,今天我才懂了书中的意思!」

然而,会不会存在另一种反向的可能,是阅读借用生命?甚至:为了彰示、扩充阅读的领略,才不得不借用具体生命故事来做为映衬、基底?

我怀疑,而且我觉得有充分理由怀疑,《我执》正是这种反向「借用」的精彩示范展现。一个读书人,因其杰出且强大的阅读能力,感应了藏在书籍文本后面的人间情绪矛盾纠结,穿透知性的理解而碰触到了直觉感受,他没有办法继续诉诸理性文字来传递那感知情绪,或者该说:那样的感知情绪一旦被写成理性文字就失去感染力量了,这种阅读需要一个主观且情绪性的主体做为桥梁来传达,于是梁文道就借用了一个主体生命,似幻似真、既事实又虚构的叙述者,来撰写这样一部奇特的读书笔记。

书中的叙述者不是刚好失恋,所以借用《恋人絮语》;反而是只有透过主体失恋的经验才能深刻传递阅读《恋人絮语》的感动,于是那位叙述者就非失恋不可了!

挫折着痛苦着思念着的生命,理所当然开放了所有感官的敏锐,迎接并对抗这个世界,于是他自己成了一面多角棱镜,将通过他的平常混浊的光,折射成鲜丽得令人无法逼视的纯粹色彩。

换个方式说,挫折着痛苦着思念着的生命,就是有着最强烈「我执」的生命。挫折痛苦思念来自于「想不开」,来自于清楚意识自我「自性」,所以会沉耽在离去、丧失以及想要追悔回复的挣扎中。这是最「有我」的生命。

《我执》写的,正是一种极度强烈的「有我」的文学;《我执》记录的,正是唯有透过这种「有我之境」才会出现的奇异景致。虽然一开头八月一日的〈题解〉文中说:「你以为是自己的,只不过是种偶然。握得愈紧愈是徒然。此之谓我执。」然而放在阅读与文学的范围中,「徒然」非但不是「徒然」,反而要从「徒然」中、从对于「徒然」的虚无慨叹中,才有办法灿然冒生出值得被领略记取的光彩来。

这批文章最早在香港报章刊载时,专栏题记为「秘学笔记」,内中所藏的,与其说是梁文道私人生活的秘密,还不如说是一种秘密的阅读态度。不是平常会在文章或录像上看到的那种公共态度,不是分析归纳或排比解说的态度,而是一种穿过具体生命,「我」无时不在、主观、感性、乃至于高度情绪化的私人态度。「秘学」者,是「私密之学」的意思吧!

我们不必试图从《我执》的文字里,去破解梁文道的私生活,不过我们却可以藉由那似幻似真、既事实又虚构的笔法,赞叹这位读书人的阅读兴味与阅读能量,他当然能解析字面的普遍、公共意义,他还能进而和作者和文本进行生命与生命觌面相见、赤裸私密的感应,把阅读内容转化成自我体验,再用半告白半反思的语气,钻入每位读者的生命中,丰富我们的私密自我空间。

【来源:《我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