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年度人物梁文道:一个香港知识分子在内地

他是香港通才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像大多数香港人一样,非常勤奋。但是他比一般香港人多了一份清醒,也比一般内地人多了一种参与的热情。2009年,他做香港书展大使,无数文件电视节目,出书,演讲……这一切都使得梁文道成为内地人心目中最熟悉的香港人。

这个香港人,在大陆,他似乎无处不在。

2009年12月16日,在北京《时尚先生》颁奖现场,梁文道与白岩松挨着坐在嘉宾席上。白岩松是今年新晋「时尚先生」,梁文道是去年的「时尚先生」,他是来给这位新人颁奖的嘉宾。

2009年的365天中,梁文道大约有150天在大陆。

过去的这一年,他在大陆一口气出版了《噪音太多》、《常识》、《我执》、《读者》四本简体版新书。为了宣传,他出现在大陆各大城市的签售现场;他作为香港书展大使之一,在大陆的北京、上海、广州巡回演讲;在大陆热播的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出现频率高达四分之三;他的专栏文章页出现在各大报端,大陆媒体不约而同把他当做「公共知识分子」代表,邀请他对大陆的热点事件做出评论……

大陆的粉丝们替他在豆瓣网上建了个小组(后被封),正常运转前人数高达八千多。组员称呼他为「道长」,是「布道者」的「道」,他们互相提供道长的行踪消息,最近语录,甚至是着装点评。而在香港,做个演讲来50人就算「盛况空前」,与那种冷清相比,他说大陆这种热闹的局面让他很尴尬,很有压力——他并不适应有粉丝这回事。

一样勤奋,两般情怀

这一年,梁文道同时在凤凰卫视做四个节目:《锵锵三人行》、《开卷八分钟》、《走向2010》和《时事直通车》,最高记录时你会在凤凰卫视一天看到他八次,因为每个节目得回放一次,「我常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这么折磨我,还不如直接把一个台交给我,叫凤凰卫视文道台,我来做整天算了」,他说。

每个礼拜他要向分布在香港、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不同媒体交五到六篇专栏约稿;在香港他还有一本自己的杂志《读书好》,每个月他得负责做一个人物专访、写一篇序,并且回复读者来信;另外还有大量的临时约稿,替人新书写序,平均每个月做三场演讲,接受采访等等。
「这些可以说是自己逼的,因为我可以拒绝嘛」,但是他又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情」。香港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在媒体里做事,而且习惯了跨界,一是因为圈子小,来来去去就这么些人,另一个原因是香港知识分子的「难民心态」,在香港单纯靠写稿或者做一文件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很难养活自己,「好比发生船难时浮在海上,你看到木板浮过来,抱着它,会觉得没有安全感,你得多抱几块」,慢慢地也就学会了十八般武艺。
香港人普遍很勤奋,他说自己只是其中一个,不同的是,他更有中国情怀。
「香港这个城市很大特点就是它的文化气质是冷的」,梁文道出生在香港,四岁时便被父母送到台湾与外公外婆一起住,再回香港读大学。他说,相比之下,台湾是个温情脉脉的地方,例如说台湾的政治人物总是动不动就给人们下跪,我要亲吻这片土地……大陆则是个喜欢气宇轩昂的地方,同行文化人在演讲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特别有气势,很强调一种雄壮庄严的。
「大陆和台湾这两种状态都是感情相当浓烈的状态,但香港就和这两个地方不同,香港是个不喜欢表达浓烈感情的地方。我们从小学到的是这种东西叫文艺腔,我们很怕文艺腔。」这种港式思维当然会对梁文道的产生影响:「我比较喜欢抽离一点,写文章看事情做评论也好,总是希望先冷静下来再说。」二十年前刚写文章时,他会在文章写完后回头看一遍,将所有的感情表达强烈的语气词删掉。

我不是布道者,而是介入者

上个世纪90年代,还在读大学的梁文道,每年都会回内地外公老家河南乡下住上大半个月,搭硬座火车、长途大巴,穿一件破衣服装大陆人,甚至也会像大陆人一样从火车窗爬进去,在公交车站蹲着等车、吐痰……

「那时候我就开始培养一种能力,不要用当年香港人还很常见的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去看大陆,而是要把自己换位进去」,梁文道说自己很懂得大陆的话语系统,「比如说翻译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很敏感,我就会在前面加一句建议我们的读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来批判它」,常常有大陆同行好奇他怎么懂这些。

「在大陆呆多了,就跟香港有距离了,这个距离会使得你开始对香港产生一种更立体的看法」,梁文道常常批评香港,「它有个很糟的问题,香港这个社会非常保守,它的道德的观念特别的陈旧和落后,而且香港是一座很没有想象力的城市。比如说,香港的八卦文化非常发达,但正是因为它八卦才体现出它的保守,假如一个社会很开放,像法国那样子,总统有婚外情是自然的很正常的事情,他怎么会变新闻呢?我常说香港的娱乐八卦杂志是最好的道德教育课本。」

今年,梁文道与国内学者陈丹青同堂演讲,有人认为陈丹青很猛,而这个来自香港的「公共知识分子」梁文道却很温和。对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究竟要在多大程度上去做到「猛」,梁文道有自己的说法:「你会发现在大陆有很多人其实是很努力要去讲真话,要去勇敢。这种试图有时候会变成为了勇敢而勇敢,他们忘了勇敢是一个表达真相的手段而不是表达目的,然后我们就会出现很多人说话很狂放,那种狂放背后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是因为我们喜欢说他们真嘛,他是真性情,大陆这个地方太多假东西了,所以大家标榜真,我不是说真不好,而是说我觉得真的价值不应该被过度夸张,比如说范跑跑事件,为什么我们大家要把一个人说『我很懦弱』这一点看成是值得颂扬的?」

他得出的结论是,「由于长期的压迫束缚,我们过度歌颂了某些价值,而对那些价值的歌颂和追捧其实也是一个不宽容社会的产物。」

他说成熟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表达意见时应当是温和的,「我还很意外的发现在很多人说我言论犀利。但有两点很好玩,第一,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犀利,我觉得自己是温和的一个人;第二,如果我真的很大胆很犀利,为什么我写的文章还能出,我说的话还能出现」,他认为,其实自己能说的,大陆知识分子也能说,只不过大陆知识分子因为思想观念上的桎梏,而想当然觉得不能说,「当然我现在开始感受到各种界线的存在。那我的态度就是假装它不存在。」

有人把梁文道比作一个「布道者」,他生长在一个宽容的环境里,近年许多工作都是针对大陆读者、观众而做,他带来了香港有而大陆还没有的东西,比如说独立判断、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公民的责任心等等。

「其实我不觉得自己是布道者,因为布道者是很相信自己有个道要布,而且自己这个道还是对的」,他说只把自己理解为一个介入者,带着一些自己的背景和观点来介入一些事情,而不是来布一个觉得确信无疑的道,他并没有这些东西。然后这个介入如果好的话,它应该能够促成某些讨论,或者某些观念的变化,某些不同意见的提出,哪怕是相反的意见。

南都周刊X梁文道:我是香港最后一代文化人

大陆的媒体人会有某种群体意识,对中国有承担,所以大家会惺惺相惜。香港很少有这种群体感,香港不会有知识分子群体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是单打独斗的。热情地来,清醒地看。

南都周刊:2009年你在大陆做了很多事,担任香港书展大使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件。

梁文道:当时觉得香港书展二十年是一个好机会,让它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全中国乃至于华文世界的书展。香港回归前我就提过,97年以后它就不该只是香港最大的艺术节,同时也是全中国最大的艺术节,应该把对象扩展到整个中国来。可是香港人一直没有这个意识。我自己一直强调我是香港最后一代文化人,不是说香港以后没有文化人,而是说以后香港的文化人不止是香港的文化人,而是中国的。我很希望让香港作家也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中国作家,香港的出版物也是中国的出版物,同时也希望大陆能够接受香港已经真的回归了。

南都周刊:你在大陆出了四本书,也多次来内地巡回签售。

梁文道:第一,很热闹。大陆传媒多嘛,在香港你搞个东西,来来去去就两三家媒体,读者也不会很多。搞讲座签售,读者就算来了,也不大会积极问问题,跟台湾很像,台湾也是,你要鼓动半天他才开始提问。在大陆,观众读者踊跃发言。另一方面,大家都有很多话要讲,都带着一些很强烈的看法,每次我演讲完他都很积极地举手,其实不是要问问题,是他自己也要演讲。他的意见甚至很强烈,乃至于他在听的时候,有时甚至听反了我的话。第二,我也注意到,大陆这边做事情好像有很多俗套规矩。举个例子,我去演讲,通常有一个主持介绍我出来,然后他就说,好,下面我们就请梁文道老师发表他精彩的演讲,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奇怪,我讲都没讲你就知道我精彩。

南都周刊:香港怎么介绍你出场呢?

梁文道:大陆是个身份意识特别强的地方,但是香港不这样的,就说,好,下面我们请梁文道讲话。也会用敬语先生,但是尊敬的意思没有那么强。这方面香港和台湾又不一样,香港平等意识比较强,这跟香港人用英文较多有关系。在办公室我们不会叫什么总,什么董,我们叫洋名。在香港比如看到特首曾荫权,顶多叫个曾先生,要是多见几次熟了,我就叫他Donald。

南都周刊:大陆现在有很多你的粉丝。

梁文道:我一直对于在公共媒体上出现的自己有很强的距离感,我会觉得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来和他们交往。比如说在签售会上他们对我很热情的话,我也会很礼貌很客气地对人。可是,我明明记不住他叫什么名字,我认不出他的样子,很愧疚。而且我要尽量小心当别人称赞我喜欢我的时候,我必须了解那不是我,要不然你会陷入一种幻觉,这个幻觉影响很可怕。我常常强调,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醒与自觉不应该只用在对社会问题的批判上,也要用在自己的身上。

单打独斗和群体意识

南都周刊:今年你与大陆的文化圈互动也很多,你感觉自己和大陆知识分子比起来有什么差异?

梁文道:和大陆的文化人知识分子的互动,这是我过去一年最快乐的事情之一。2009年因为出书要去演讲参加很多活动,我认识很多人。比如去厦门跟连岳混了几乎一个通宵。在东北又认识一些人,成都又认识了一些人,这是我今年最大的收获。像陈丹青我是今年才认识的,但我们一见如故,我很喜欢他。我不能总体说大陆知识分子怎么样,但是我愿意说我恰巧认识的这些人,都是些有想法、有抱负的人。

另外,我觉得大陆的媒体人有某种群体意识,很进步的群体意识。比如说我如果今天拿一份评论给南方都市报了,发不了,他的编辑就会想办法帮我转给其他的媒体去登,在香港这是不可能的,大家同行如敌国啊,完全是竞争关系嘛。为什么他会这么转,因为他很渴望这种东西出现。他为什么渴望这种东西出现,一定是因为他对这个社会有看法,他希望这个看法传达出去。他对这个把看法传达出去的愿望的热情,大于同行竞争的这种态度。这一点让我很感动。我们这种人,至少是某个群体里面,你会觉得,对中国有承担,所以大家会惺惺相惜。香港很少有这种群体感,香港不会有知识分子群体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是单打独斗的。

南都周刊:你觉得大陆知识分子在表达意见时有什么特点?

梁文道:群体性事件的表达有两种,一种就是像石首那种,一来就用暴力闹大了。而像番禺垃圾焚烧厂这件事,就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市民运动,相对比较理性跟节制,而媒体人方面的表达也都是非常的温和,甚至迂回曲折的。而在香港我们骂政府是很直接的,我们搞运动也是很直接地搞。我们不会达到石首的暴力程度,也没有番禺事件那么温和。

南都周刊:作为媒体人,大陆和香港两地的新闻环境你怎么看?

梁文道:离开香港之后,我现在更加体会到,世界上没有哪个社会是真正百分百自由的,包括美国。但在香港或者美国,所谓的束缚是脑子里的,我们也有我们的言论审查,但那个言论审查并不在于政府会打压你,而是在于媒体可能基于商业利益,不想你批判某家企业;又或者是,主流媒体跟读者的倾向不想让你批评某种主流价值观太多,这种脑子里面的框框都会存在的。所以我来到大陆之后,感觉我们要做的是怎么在一个限定的条件底下去周旋,怎么去突破它等等。

南都周刊:常呆在大陆对你的港式思维有影响吗?

梁文道:那当然有,首先我想是知识面上跟体验面上的扩大跟增加。但是,在大陆面对的这种很容易有剧烈冲突的情况下,一般来讲我是比较抽离的,我会同情弱者,但是我也会尽量的保持理性和距离去看这个事情,我想其实我的大陆同行也是这样的。我相信自己大部分的倾向是中立的,而我们的差别如果有的话,那就在于我更有条件去中立,因为我本来就不在这个地方长大,本来就有一种距离感,我脑子思考的方法大概还是和港式的人差不多。

南都周刊:回顾下,你自己觉得2009年哪些事情对你比较重要?

梁文道:我想到的总是我有什么没做,比如说,豆腐渣工程、邓玉娇事件、香港反对兴建高铁的计划……我应该多写点东西,包括在节目上谈,但是做不过来。我自己应该花更多时间坐禅,但是我四处奔波,住酒店。我觉得很遗憾,有点荒废了自己的修行。

【来源:南都周刊-2009城市年度人物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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