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谁还需要另一本美国故事

每当中国人写书谈论美国,他们多半要讲的其实是中国;每当中国人读一本关于美国的书,最后他们读到的几乎也还是中国。我想,最近在大陆很受注目的刘瑜的《民主的细节》也不例外,否则我们该如何解释它意外的畅销呢?说它「意外」,并不是因为刘瑜写得不好;恰恰相反,刘瑜一手写文艺,一手谈政治,老早就是在全中国享负盛名的一流专栏作家了。真要说意外的话,倒是她身具专业政治学者的资格,厕身英美一流名校,没想到笔下文字竟是如此流丽,如此通畅,人人读得懂,而且人人都读得过瘾。

两千一零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也是中国知识界和美国民主爱恨纠缠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里,美国一直是中国的某种镜像,我们用它激励自己,用它批判自己,也用它肯定自己;有时候它是个值得效法的前辈,有时候它是务必拒之在外的邪魔;总之它从来就不能只是一个自在自为的美国,它永远都是中国的美国。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国父」是华盛顿,但美国人对这个说法反而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一个国父」的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有的是一群「建国之父」( founding fathers),而且这个群体还可大可小,有一定的伸缩空间,群体里有时人多,有时人少。那为甚么中国人总会把华盛顿想象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父亲,就算知道不是他独力产下了美利坚合众国,也要把他认做父中之父,豪杰中的豪杰,美国革命中最不可置疑的领袖呢?某程度上,这是因为孙中山。某些人想要造神,把孙中山在国民革命里的地位抬到一个至高无上的首脑地步,于是反向地以华盛顿为对照为衬托,连带把他也捧成彼岸的「国父」了。这是因为国民革命的论述和宣传总是离不开以美国为参照物,总是想在我们这里找到可以配对足以比较的支点,于是美国的革命自此就有了一个中国版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此就有了一个美国革命的影子了。

不同时期的中国需要不同版本的美国。国民革命的美国是中国的老大哥,冷战时代的中国则一度认苏联为老大,所以就得跟随队伍把美国当成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识型态对手了。虽然中美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就已交好,可是我们的冷战时代却远远仍未过去,而且还呈现出一种暧昧难明的状态,似战非战,似和未和,于是美国是友是敌也就仍然说不准了。特别是中国知识界的内部二元裂变,导致了两个美国共存的诡异状态。其中一方把美国等同于民主、自由及人权等「先进的普世价值」,它无有不好,大小事例皆可对比出中国的不足与缺陷;另一方则以为美国是虚伪的帝国主义者,急于输出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其实只是想用自己那一套西方文化秩序宰制全球,尤其是要遏止中国的兴起。

正是在这一点上,刘瑜的美国书写显示出了它的价值,且看她在〈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这一章里析述 2005年纽约地铁工人罢工事件的方式。那件事可说是当年美国的大新闻,数百万纽约客要冒着严寒在 12月的冷风中徒步上班,个个苦不堪言。它起因于交通工人工会底下的「地方 100」工会与纽约交通局发生了合同争议,一开始大家还不太有所谓,可是到了后来,从市长、媒体到一般市民,人人都把矛头指向了「骑劫公众利益」的工人身上。最后双方只好回到谈判桌前,各自让步,达成妥协方案了事。刘瑜分析此事不是简单地把美国工人阶级的际遇描述得十分之惨,也不是单纯地歌颂他们组织独立工会的自由,而是着重这件事里不同部门不同持份者的角色互动。

所以她说:「在这整个『戏剧』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小人物』的命运随意地拍板钉钉。都市交通局不能随意决定其员工的工资待遇,必须与工会定期协商,决定合同内容;市长不能随意下令逮捕谁,只能『督促』法院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干预州内事务,只能象征性地表示关注;甚至『地方 100』工会本身也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他们只是代表工人协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

你看这一段话虽然短小,却包括了多少宏大的课题呀,里头有劳动市场上的雇佣关系,有行政部门的权限问题,有联邦制底下中央与地方的角色问题,还有工人和工会代表间的权力来源问题。对某些读者来说,这也许是陌生的话题,可是刘瑜总能把这类重大的抽象讨论先分解再重组,藉着具体事例展示它们实际运作的过程。她这么写出来的美国不再是一堆悬空的静态命题,而是一具精巧复杂的、不断演变的动态机器。故此是书谈的不只是美式民主的细节,更是美式民主的操作。如果说往日常见的美国书写是一套又一套的大故事,则《民主的细节》提供的就是一帧帧显微摄影机所拍出来的照片了。如此观照,许多想当然耳的言谈就能化解于具体事实的铺陈了。例如「民主没有效率」这句老生常谈的判断语,刘瑜不在理论上批驳它,反倒以一个美国小县城的公众听证会说明公共决策程序的透明与参与的开放会带来甚么好处。相比之下,「先砸 100亿再考虑项目划不划算」的效率究竟有多好,也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刘瑜的美国始终是中国版的美国,因此她才会在《选谁都差不多》这一章里把2000年麻省州长选举战中的“同性恋结婚可不可以合法化,要不要支持干细胞研究”等争论,视为鸡毛蒜皮的差异。要知道,这些道德议题可是过去十多二十年来左右美国公共生活的头等大事,多少骂战由此而起,多少派系缘此界分,何以刘瑜会说它们是微不足道的小分歧呢?这自是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因为在我们稳定和谐的表象底下潜藏着一大堆南辕北辙的不同立场,其冲突之剧烈,其共识之难得,尤甚于看起来非常多元非常混乱的美国。对中国来说,连市场经济该不该名正言顺地倡导都还要争辩,要不要放开干细胞的研究当然就是小节了。

所以我怀疑刘瑜这本书要是翻译成英文给美国人看,说不定他们也会觉得很有趣。就像一个泰国人写了本北欧游记,连说北欧的夏天好冷好冷好冷,北欧人这才晓得自己住的地方原来真有这么冷。可是反过来看,也唯有去过北欧,这个泰国人才能了解什么叫做热带生活。或许这就是中国人仍然要不断书写美国的原因了。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