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时事评论的归来

每年这个时候,全中国各大媒体都会推出各式各样的年度书选。既然拙作《常识》有幸入选多份名单,于是就接到不少要我发表获选感言的邀请,可同一番话说上十来二十次,就算人家不嫌烦,我也觉得自己很无聊了,只好借此一次答谢各方盛意。

坦白说,拙作受到重视,我是真的惭愧。想大陆去年出书二十五万种有多,这里头有多少作者的心血?去书店逛一圈就知道,写得比我认真,成果比我卓越的,绝对大有人在,凭什么是拙作该入选这林林总总的年度好书呢?

除了书名取得比较讨巧,想来想去,我觉得这还是大家开始关注时事评论的缘故。也就是说,真正被肯定的,不是拙作,而是数以千计的时事评论作者。拙作只不过是本结集结得比较早,碰上好时机的市场幸运儿罢了。

说大家开始关注时评,这句话其实有点怪;难道中国读者曾经不太在乎时事评论吗?要知道评论的年纪就和报纸一样老,打从英国有了现代报刊的雏型之后,评论就已经跟着它一起闯荡了。有时候,它甚至还是一份报纸的王牌,地位比新闻还显赫。例如饮冰室主人梁任公,当时有多少人是为了看他一只如椽巨笔痛陈时弊才跑去买报订报的呢?清末以还,又有多少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公共议论藉报端而生,以时评的面目示人?

可是四九年后,这种热闹局面就渐渐隐退了。虽然评论的形式还在,但背后那独立之思想与个性的表达已经全部被一种统一的意志和文风取代了,这时候的评论与其说是评论,倒不如说是「社论」;二者分别在于前者的言说主体是我,后者的言说主体是「我们」;前者是我站在和所有人平等的立场上向杂多的公众发言,后者是一个人或一组人代入想象的大我之中,由上而下地对一种集体的无名的「人民」喊话。除去少数例外,那时大部份可见的评论其实都是「社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一段评论消失,「社论」崛起的历程。假如按照哈伯马斯等人有关公共领域的说法,舆论和公共领域是一对双生儿的话,那么我们经过的这一段独特岁月也就意味着公共的崩解和吸纳了,与之前那种报刊林立众声喧哗的形势大异其趣。

时事评论的回归,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了。一开始,它混迹在杂文之中,月旦风月,指点江山,其作者往往以作家的形象出现,文人气息浓厚,下笔自由奔放。直到世纪交替,专以时事评论为职志,讲究资料与论证的作者才一一浮出水面。他们也许就在自己的博客发声,也许是在报刊上的专门版面与读者会面。他们也许各有风格,甚至还会书写类型多样体裁不一的文字;但当他们试图要说明某项政策的利弊,批评某位官员的言行,解读某种社会趋势的含义时,他们都很清楚这是另一回事,是和纯粹创作不同的一回事,而读者也能把它清楚地辨认出来。也就是说,时事评论终于独立了,时事评论回来了。

时事评论的复兴,套句我的朋友熊培云的话,其实是中国「重新发现社会」的副产品,如果没有相对宽松的空间,没有在国家统御底下但保有一定编辑自主范围的媒体,就不会有这么一大批时事评论同时涌现的趋势。如果今天的国民不是比以前更关心时局,更想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也更想听到他人声音的话,时事评论就不会得到大家的正视了。

然而,正因为复归的时事评论对许多人来讲是件新生的事物,大家还不习惯它的存在,所以他们也就不晓得该怎么去定位它判断它了。比如说,有些读者会激动地把自己喜欢的评论家封作「文化大师」(好吓人的中国式称呼),甚至觉得他们可以与胡适、陈寅恪相提评论。相对地,另一些人则有点鄙夷在报上写小文章的评论者,觉得他们的思想深度不足,而且欠缺原创的能力。在我浅薄的见识范围内,我很少见到评论传统从未断过的那些地区会有人拿评论家和学者相比,用要求学院中人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位战斗在前线的评论者。因为他们大概都能摸得清楚二者的职责并不一样,所以判断他们的方式和准绳也应该是不一样的。美国《新闻周刊》主笔札卡里亚的影响力那么巨大,他的触角是那么地敏锐,就连许多国际问题专家也要在自己的专著中引述他的观点;可是有人会诟病他没法像亨廷顿那样构筑出一套理论吗?好像没有。

时事评论要做到的是快速反应,把眼前的复杂现象解剖成简单的问题,又或者把简单的事件分析成复杂的议题,好让大家每走一步都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它未必能够指出长远的方向,可是人走路也不能一直远眺前方却置脚前的一块石头于不顾。我们需要思考很巨大很终极的命题,但是纷纷而至的小难关并不会停下来等待我们。简单地说,黑格尔做得到的事情,我们做不到;但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黑格尔就未必做得好了。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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