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炫富

虽然“炫富”好像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流行起来的新名词,但是,它所指涉的那些行为与现象却十分古老,古老到打从有富人开始,便有了种种利用财富去区分人我之别的做法。今天大家去意大利膜拜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的杰作,其实就是在欣赏当时意大利富商和权贵炫富的结果。尽管炫富的历史悠长,而且地理上分布延广,可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炫富,还是有着不太一样的意义。例如南太平洋各大群岛上那著名的“夸富宴”(potlatch),请客吃饭请到了倾家荡产、自毁珍财的地步,表面上看费人思量不可理喻,但人类学家却解读出一种社会关系的独特建构。

那么,今天中国的炫富又有没有它特殊的形式和意义呢?就拿名噪一时的郭美美来说吧,她炫耀财富的办法,就是把自己拥有的名贵财货一一拍照上网, 秀给她所不认识的网民看,结果引来公愤,开启了一连串的人肉搜索,意外追究出中国慈善团体到底有没有浪费公众捐款的讨论(因为在照片中展示兰博基尼跑车的郭美美曾经自称是“中国商业红十字会”的经理)。

虽然这件事的焦点早就转移到了慈善机构的公信力问题上头,不过我仍然觉得郭美美那种炫富方式很有趣,很值得细想。它有趣的地方就在于炫耀了这么多昂贵的好东西之后,换来的不是大家对郭美美的艳羡甚至佩服,而是大规模的鄙夷及辱骂。我很好奇,难道郭美美之前完全料想不到群众的反应?难道她不知道今日一般网民对于炫富的反感?

一方面是少数人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消费,并且以消费去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对富裕阶层的日益仇恨,动辄便在网上谩骂一切稍微有点好日子过的精英。一方面是炫富,另一方面是仇富,这便是当前中国式炫富的最大特色了。请恕我孤陋寡闻,在此之前,我还真不曾听说有哪一个社会是以激起反感和怒火为目标的。

当然,这也不是2011年才有的新鲜事了。几年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和史学家薛涌先生关于该不该“替富人说话”的讨论,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集体情绪之上。但是这些讨论始终没有告诉我们,像郭美美这种人为什么要在明知仇富情绪十分普遍的状况下,还要在镜头前摆出一副相当陶醉的表情去拍摄那些锦衣华服的场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许多在网上炫耀过财富的“富人”根本只不过是假富人,他们的身家和那些仇恨富人的百姓相去不远,说不定他们甚至也曾有过仇富的情绪。为什么他们要在人肉搜索这么发达的时代冒险装作有钱人?

没错,今天在中国炫富是有风险的。当官的戴上一块名表,就有丢官的机会;驾驶一辆拉风好车满街转,就会面对被人划花车皮的可能。可是,这一点儿也不能减去中国人对“奢华”二字的迷恋。请注意,不是“高贵”,而是更赤裸裸更过分的“奢华”,成了所有时尚杂志与高级消费品广告中最常见的字眼。这股潮流甚至演出了中国版的“夸富宴”,请人在酒店吃一顿埋单几万元,尽管从材料到厨艺完全值不上那个价钱;送人一条烟平均每包三百大洋,尽管抽起来感觉就和一包十来块的货色差不多。同样,喝“拉菲”不一定是因为它有多好,而是因为它贵。即使某些喜好炫耀性消费的人常把“钱不是问题”挂在嘴上,但他们的消费方式却正显示出钱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在这个如此敌视富人的社会里头,我们流行为了花钱而花钱的消费。

很有可能,仇富与炫富这两个各走极端的倾向,是同一种心理焦虑的两种表现,正如一块硬币的两面。英国流行病学专家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在他们那本广受好评的《不平等的痛苦》(The Spirit Level)中提到:“伴随着焦虑水平的上升,自恋也随之上升,二者拥有共同的根源。它们都是由所谓的‘社会评价威胁’的增加引起的。”简单地说,“社会评价威胁”是一种身份焦虑,把自己的尊严完全建立在其他人的评价之上,一天到晚就在担心人家瞧不起自己。根据这两位学者的比较研究,他们发现一个社会越是不平等,其成员就越是忧虑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在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面,大家既会用消费来增加自信,想让他人看得起自己;也会因为在炫耀性消费面前自惭形秽,觉得自己被人贬低贱视。

我们国家这批炫富者其实就是一群很没有自信心的可怜人,就和大部分仇富的人一样可怜,大家都不能把尊严安放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只能仰仗他人的脸色和目光来判断自己的身份。因为这个国家的发展拉大了不平等的趋势,贫富日益悬殊。更因为这个国家本来就有“社会评价威胁”的肥沃土壤,无论何时都要讲究“你是什么级别”、“你是什么身份”。级别高的人可以在火灾现场先走一步,没有身份的人就活该在医院门口排上好几天的队。所以郭美美要给大家看她美美的照片来满足她对信心的急迫需要(乃至于可以不计后果);我们则喜欢盲人脚底按摩师称呼我们为“领导”,过一小时有身份之人的瘾。

【来源:财新《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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