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冷漠

1987年的苏联仍然无法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但是许多媒体的尺度之宽,已是“斯大林时代”的过来人所无法想象的。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不是经济自由化,甚至也不是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扩大,而是既抽象又缥缈的道德问题。读者纷纷给报纸杂志写信,宣称他们再也受不了周遭社会“良心上的断裂”。安东诺夫(MikhaiAntonov)就是在这一年发表了他著名的《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在这篇文章里,他把道德问题说成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人民需要被拯救——不是自外在的危险中,而是从自身,从那些去道德化的恶果,从那些杀死人类高贵情操的过程之中挽救出来。”

类似的危机感,近几年也出现在我们的国家了,几乎每一份杂志、每一个网站论坛上,都有很多人在热闹地讨论中国的道德沦陷问题;触发点,当然是2011年发生在广东佛山的那起“小悦悦事件”。王悦在成为大家口中的“小悦悦”之前,也曾经是一个有姓有名的鲜活生命。10月13日那天傍晚,她孤身一人晃到马路中间,被一辆面包车迎面撞倒。司机知道出了事,所以顿了一下,然后开足马力继续碾过。接下来的7分钟里,不仅18个路人经过现场,还有另一辆小货车再次碾过王悦的身躯。直到拾荒的陈贤妹出现为止,没有任何一人理会卧在血泊中的小女孩。

在我看来,最叫人心寒的不是那些过客见死不顾,也不是路边商贩劝阻陈贤妹救人(“别惹麻烦”,他们说),甚至不是视人身如粪土和“怕惹麻烦”的司机,而是之后某些人的反应。那时有一名自称是肇事司机的恶搞汉致电电台,“表明心迹”说:“宁愿轧死她,好过将来背一辈子的麻烦。”我们还未知道真相,自然破口大骂,一位内地友人也在斥责这人:“这么讲实在太不对了,他可以这么想,但怎能公开说出来呢?”我闻听此言吓了一跳,几乎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认识过这位朋友。

很快,有人开始在网络上质疑救人的陈贤妹“是不是想炒作自己”。同样,这种想法也是我非常陌生,非常不可思议的。但是冷静下来,我便发现它和我那位友人的话其实都是能理解的,甚至还颇为熟悉。不过,那种道德只宜宣之于口、实践中还是趋利避祸的思路难道不普遍吗?从政府到学校,“讲道德”已经讲了这么多年,难道你不感觉这只是一种用来应付场面、应付考试的官样文章?另外,如果真有人认真起来,把大家都拿来说的事情付诸实行,违逆潮流,一士谔谔,这难道不是“标新立异”?难道不是“自我炒作”?

叫我困惑的是,一些官员却又呼吁大家别再冷漠下去。且让我们想想,什么样的人会见义勇为、会不怕惹麻烦地帮助陌生人?他大概是一个对他人有一定信任和同情、对理念有一定看法和坚持的人。如果他看到王悦倒在路上,会跑过去扶她起来,那么,他大概也会为了一个无故被城管殴打的小贩出头;说不定还会更进一步关心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比方说公平与正义。政府官员应该仔细想想,你们真的希望我们都是这种人吗?

我们也应该好好回顾,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凸显的那种“公民觉醒”以来,中国是怎样一步步退回到今天这个个体原子化的地步的。社会互助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出现后退,“公民社会”这四个字再度敏感,“志愿者”成了政府动员你才志愿、政府不动员你站着别动的“群众”。谁能告诉我,在佛山那18名路人的过度冷漠,与我们所关注和期待的“过度热心”之间,那条线应该怎么划?我该热血到什么地步,才不会让人觉得我危险?又该冷漠到什么地步,才能保住自己的安全?

有些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形容他们当年面对的政体是一种“不道德的政治”,理由是人民的冷漠、互不关怀和良心的虚无,恰恰乃政权所需;他们不是怕你没良知,只怕你太热心。然而吊诡的是,你又不可能长久而稳定地管治一群什么都不相信的人。一个彻底原子化的社会,注定是要瓦解的。所以1987年那一年,苏联媒体上最常见的一句话是“我们不可能再这样子下去了”。

【来源:财新《新世纪》】

注:原文标题为《“别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