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吕大乐的忏悔(都是吕大乐惹的祸二之二)

吕大乐的《四代香港人》有两大核心,一是社会流动,二是世代更替。把这两大部份结合起来,探讨世代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得出的观察是战后婴儿潮出生的那一代人(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代」)生得其时,既碰上了外在国际环境提供的机遇,又遇到相对宽容的上一代人给出的大量空间,于是出了不少年纪轻轻便能扶摇直上,占据各种行业关键位置的中流砥柱。

问题是这批人很年轻的时候便成就了一番事业,他们也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自动退下火线吗?当然不会。就拿我比较熟悉的媒体行业来说吧,今天你去大陆看看各大报刊,三十出头当老总的比比皆是,香港有这可能吗?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上一代特别大方,个个懂得急流勇退,我们的第二代则贪慕权位恋栈不去,而是因为他们今天的大陆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就像当年的香港,忽然来了一场产业大爆发,空缺特别多;年青人往上一瞧,晴空万里,半个人影都没有,那可真是舍我其谁。

于是香港便出现了第三代人上位的问题了,不只要面对仍然生龙活虎的上一代,更遭遇到上一代人没有经历过的人事结构扁平化,产业机会收缩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一代人不只不能再按着老一代人的模式顺着既有阶序拾级而上,也不会可能再做那白手起家自己拼出一片天的旧梦。

这本是个很经典的社会上升流动停缓的问题,当吕大乐把世代框架放上去之后,它就变成近日为人注目的世代之争了。

处在第三代与第四代之间的青年学人周思中在《一个「香港」故事的诞生──『世代论』小传》里质疑吕大乐凭「甚么理据能支持《四代香港人》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宏大断言」?并且追问其论点的关系所在,「在回归十年这时机,以这个视角相当有限的『世代论』重写香港故事,希望响应或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周思中认为吕大乐描述的那批第二代基本上只是一群中产阶级,这群人相信竞争,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向上就能找到美好的生活,并且推而广之,以为这是整个香港的核心意识,是香港成功的不二法门。坦白说,吕大乐在《四代香港人》里对这种意识是极不客气的,他不只调侃第二代的虚伪,揭穿他们表面开放实则啥事都想管它一管的心态;而且还根本地揭穿这种事成功尽其在我的自欺,指出他们过度夸大自己的能耐,漠视了客观环境的助力。

但周思中更进一步地挖掘吕大乐世代故事的叙述策略,指责他只以「七十年代冒起的中产阶级为中心,描写他们与另外几代人的关系,第一代为他们打下基础,第三代恰恰给他们『骑』着不见出头天,第四代作为他们的儿女被溺爱被规训」;无异于把「其后一两辈,以至父母一辈都以某种角色收纳在战后婴儿那一辈的胜利者故事」。不错,吕大乐的香港故事的确是以第二代为中心,表面的理由是这代婴儿潮宝贝人口数字庞大,曾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占去了香港整体人数的一半。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们(包括吕大乐本人)把握了三十年来的主流话语,有能力将自己的经验放大为全香港的经验,有办法把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说成是香港的故事。为什么吕大乐不另辟蹊径,看看其他几代人的视角,甚至在第二代的中产阶级之外找出当不了成功中产的失败者,以他们的观点去说一遍香港人的战后经历呢?

在我看来,答案相当简单,《四代香港人》沿续了《唔该埋单》的思路,是吕大乐对所谓「香港意识」的否思,更是他对自己那一代人的自我批判,无论我们有多讨厌那么从李嘉诚到曾荫权都念兹在兹叙之不倦的香港神话,我们都不能否认它在香港的霸权地位。吕大乐在《唔该埋单》里最有力的批判就是指出它的局限,用九七前存在着五十万名贫穷人口的事实否定香港遍地是机会的传说。叙后他在《四代香港人》里更贴近地描述出自己这代人如何误解了自己误解了香港,同时还漠视了社会不再流动的情况,以为一切全是下一代人不肯努力的错。在这个意义上,吕大乐其实是香港神话的掘墓人,而非它的追随者。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