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文字难民论

雄壮.温情.冷酷

在香港,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称自己为作家。在香港,说自己是作家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不是怕被人耻笑,不是怕别人说你在做一份没有收入的工作,而是你会觉得,要去宣称自己爱好文学、爱好写作,本身就是难以开口的一件事。这种难以开口并不是怕别人看不起你,而是我们不喜欢过度张扬。

我们还需要一点香港的感性,这跟两岸三地的不一样。比如说,大陆的感性是昂扬的,是很激烈的。有一次我搭飞机从贵州飞到北京,坐在我隔壁的看来是个很有权力的人,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他的手机就响起了,电话一拿起来他就说:「哦,怎么啦?没甚么事干。出租楼房,买了块地,那么,十来亿吧。」就这样子说话。每个人说话都以自己为单位。另外,内地的艺术家、作家也很有趣,譬如最近我在北京收到一位作家给我的名片,写着「京城五大才子之一」,下面写着「著名艺术家」,都是这样的,是很雄壮、气壮山河的。

台湾的则是另一种,是很温情脉脉的;温情到甚么程度呢?举一个例子,台湾歌手出的唱片,他们会记低自己录歌时的心情,每首歌都要记低,而且都非常感性。

香港的情况又不一样,在香港,我们是很冷酷的,我们不愿意张扬,要低调一点的。当你说你是个诗人、小说家,会让人觉得你好像很文艺。因此在香港写作的人,我们会自称为「文字工作者」、艺术家叫「艺术工作者」,就如在街边卖鱼蛋的小贩叫作「鱼蛋工作者」,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很厌倦去表现自己的一个艺术创作,或任何跟我有关的状态,甚至连阅读也一样。

如果我在香港的大学演讲,问台下的一百名学生,你们有谁读过《红楼梦》?也许没有一个人会举手。但这并不表示一百个学生里面真的没有人读过《红楼梦》,可能有十个人读过,但是他们不敢举手。相反,若我在内地大学问在场的一百个学生,你们有谁把《追忆逝水年华》或《尤西里斯》读完了?他们当中会有五十人举手,但说不定没有任何一个人读过。他们会觉得承认这样一个身份是一件很不错的事。这就是分别所在。

文字人的难民心态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所有的文字工作者存在甚么概念呢?我们会写很多不同的东西,我们想淡化艺术家的身份,而且若要赚钱的话,我们需要接很多不同的工作。我们也许会做广告公司的文案,也许会填歌词,也许会写很多专栏。而专栏有很多类型。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都是相当好的作家,都曾经为香港报纸开过小说专栏,写过连载小说──哪怕是言情小说。我也曾策划过一阵子,因为有一阵子我们不知道该写甚么来赚钱好,刚巧有位朋友要我帮他写,我就为他写了两、三回。我们写的题目叫做《咸湿黄飞鸿》,我就曾写了《黄飞鸿盘肠大战十三姨》一段。

这就是文字工作者。虽说用文字工作,但也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很忙,每个人每天都要交稿,像我这样,就是每天要交稿的。有一个朋友跟我讨论,在香港,每一个人都这么忙,都要写这么多专栏。他形容得非常好,他说,我们在香港写作的人像难民一样,难民遇到海难的时候会怎么做?在水上泡着,一有箱子浮过来,他马上就抱住;一有木头浮过来,他马上又抱住。他总是一看到甚么东西浮过来,就恨不得自己有八只手去一一把它们都抱住。这是种难民心态,我们也一样。

所以香港处于一种很两极的状态,一方面我们是个文字工作者,凡是用文字做的工作,不论贵贱,我们都做。有时候有些专栏作家会在他的文字工作者的身份上,取笑别人是作家,取笑别人是知识分子的身份。在香港,我们不会说自己是知识分子,这是很可笑的一幕。但同时间,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觉得,只要在这里,他就能够完成一个身为诗人的天命。我们没有一个甚么文艺圈,没有甚么太大的圈子,没有那种互相往来的习惯。他一方面是很孤独的、非常疏离的,另一方面,他也是非常入世的,混迹在江湖中的。这两种状态的并存就是我所认知的,在香港写作的环境。

监狱上的一扇窗:台湾

不过,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写专栏的。有些作家就是写不了专栏。就像我的好朋友,台湾人比较熟悉的董启章,他就没办法写专栏。为甚么?我觉得董启章是唯一一个我认识的,只写小说不会写诗的人。他笔下的人物会写诗,但你叫董启章去写诗的时候,他就不会写;他说他不能写评论,但是他笔下的人物常常在作评论。就是说他只能化身为他笔下的人物的时候才能写诗。那么他这种人怎么写专栏?他写不了专栏。一个人长期困处在一个状态底下,有点像自己一个人在苦苦熬炼,他居然还可以写到总数达200万字的作品,华人世界都没有人能像他这样。但在香港就有。像他这种人,写的时候,长期自己一个人关在牢房里,不说话,是怎么样的状态?

在内地我认识一个人,他坐牢坐了五年,在单独的监狱里,他没有说过一句话。五年之后他被释放出来,他说话,别人听不懂;他以为别人在听,结果别人听不懂。于是,他拿报纸朗读出来,作为重新练习正式说话的一个方法。香港这种环境很容易出现这些古怪的作家,因为你就像一个坐牢坐了很久的人,没有人理你,你不知道写了些甚么。

在台湾,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好像你觉得监狱上面还有一扇窗。香港有些作家,他们的作品能够在台湾出版,然后从台湾回流到香港,像西西。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台湾的出版业,西西会怎样。正如今天的董启章,如果没有台湾出版社,我很难想象他会怎样,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疯掉了的作家。所以台湾对我们来说,有点像监狱上面的一扇窗。

香港的文学养分

台湾文学对香港的滋养很重要。对我们很多人而言,香港本土的文学当然是我们的营养来源。但是感觉上,我们也从没脱离过台湾文学。在我们的阅读视野里面,台湾文学从来都是构成养分的一部分。比如说,对于写诗的人,当然会喜欢梁秉钧的诗,但同时你会觉得杨牧、余光中也是你诗歌源流的一部分。

这种文学现象,我觉得起码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是很稳固的,现在可能加入一些内地的脉络。但是,原来在香港文学人的写作养分方面,台湾文学是最重要的源头之一,她可能比大陆还重要,起码十年前我觉得是这样。

【来源:读书好-论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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