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没有不该问的问题,只有不能答的答案

有人说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理由在于他们擅长提问。他们擅长提问,因为他们无所顾忌,任由天生的好奇心自由引导,反而问出了一些大人们一时间不易回答的问题,比如说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宇宙的外面是什么。现代人都知道,这种好奇心可不容轻易打断,因为它是创意的源头,是求知欲的原动力。可是孩子难免也会提出某些令父母难堪的问题,例如“我是怎么生出来的”,保守一点的家长要是不想太早开始家庭性教育,大概会沿用传统妙方,告诉他“你是捡回来的”;甚至模仿西洋古法,说些大鸟衔到家门口之类的童话。无论如何,大部分父母都不会恶狠狠硬生生地吓阻小孩,叫他不准再问。

两会期间,有记者问某人大代表、地方农业部门负责人:“您怎么看‘毒奶粉’、‘毒豇豆’等食品安全问题接连出现?”该代表答曰:“你在两会上问这个干什么?这个问题这么敏感,你问我干什么?”四川省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侯雄飞代表说:“记者没有不该提的问题,就看你怎么答。官员应该善待媒体,学会和媒体打交道。”

虽然我们常把地方官比作父母,但我知道这个比喻不妥;也晓得用孩子去比附记者更是不伦不类;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谈一下亲子问答的启示。什么启示?那就是没有不可问的问题,只有不能说的答案。

提问是记者的天职,他们有责任代表大部分不在现场的人民向权力发问,问一些大家关心的话题,问一些掌握权力的人本来就有义务要回答的问题。所以记者代表人民发问就是应有之义了,虽然这种人民自己问自己的逻辑一时之间听起来有点玄。

平情而论,全世界的政府官员都必然会遇上一些他们不愿面对的问题,也都希望“引导舆论”,按照自己的意愿转移大众视线,所以应对媒体从来都是他们必修的一门课。就以使人难堪的问题来说吧,常用的手法是依据既定结论敷衍一番,然后乱以他语,力求弄晕对方,使受众好像听到了些什么但又说不出来那到底是啥意思。高明一点的就会重申绝对正确的大原则,使人至少感到官员完全站在百姓这一边,只是细节如何就不了了之迷糊过去。如果问题真的太过棘手,自己又不够睿智,那就来一句不出色但也肯定不出错的“不予置评”,起码过得了眼前这关。

所以单从应对媒体这点来说,官员应该是没有什么好顾虑的,要是有人问了“不恰当”的问题,他至少可以“不予置评”,甚至还能不发一言保持沉默。当然,这句“不予置评”或者“无可奉告”,一般香港官员总是能不用就不用,因为媒体善于穷追猛打,就算你躲得过今天,明天的太阳也会照样升起。而且这类话说得多,官员自身的形象也会受到损害,人家会觉得你卸责,不敢面对公众。香港的媒体碰上部分大陆官员有问必答无所避忌,都会相当感动,纷纷找人解读这是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进步象征。

我的结论是,面对记者你总有更好的选择。“引导舆论”的精义不在于记者问了什么,而在于你回应的方式;而官员们自己掌握着最大的选择范围。

【来源:am730-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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