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必须正义(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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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恐惧,为了自保,一个有权力的人会想尽办法堵漏,封掉所有可能酿成意外的东西,哪怕他了解那种可能其实小得不象话。出于恐惧,为了谋利,一个知名学者可以厚颜撰诗,极尽谄媚地颂扬今上,哪怕他的教养和直觉会告诉他,这是种多么丢人的事。这种情况这种人,我们一般都会说他们可笑而无耻,埋没真心,甚至丧尽天良。那是因为我们以为,就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自己干的是对的,他们自己也不能认同自己所说的那些话。一个人的言行若是违背了他自己的信念与原则,这岂不是种道德的败坏?而且它还是明知故犯的道德败坏。任何人要是出了这种问题,恐怕都不能够心安。所以我们在谴责这些人的时候,常喜欢用上「扪心自问」之类的说法,意思是要他们挖掘自己的内心,坦然面对灵魂深处的真相,看看自己有没有办法做到与自己和解的安稳境地。

我很相信人是需要与自己和解的,因为要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个恶棍,并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所以多数「坏人」都不认为自己很坏,一个恶贯满盈的贪官也总得有面对子女的时候。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是对的,好的,正义的。他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可靠的东西来支持自己,证明他那些表面上很丢人很难堪的言行,原来在另一个层次上(最好还得是更高的层次),竟然是站得住脚的。

或许这就是为甚么我的朋友会发现那些和他一起开会的专家,满口最荒谬最没有人味的政治效忠言语;同时却还能一脸正气,语气诚恳的原因了。当然,这绝对可以是段很入戏的演出,但会不会有那么一丝机会,他们正在努力逼使自己相信自己正在说的宏大道理?那些意识型态的宣传,那些非日常的官腔,本来是大家私下嘲讽的对象,没人拿它们当真。可是现在,他们必须学着接受,接受它们如接受天底下最崇高最正确的真理。

唯有如此,他们才能与自己和解,确定自己没有矛盾,没有违反自己的信念。因为他们真心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例如「这是个盛世」,「习大大是毛泽东以来最英明最伟大的领袖」,「全国文艺界都该反省过往的缺失,领会习主席讲话背后的真理」。这么一来,他们在道德上就没甚么好指责的了。不只不可指责,甚至值得钦佩。因为此刻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是我们在一个庸俗的角度上看,才会觉得他们擦鞋拍马;可是他们晓得,他们比谁都更接近真实。他们成了真理的代言人,正义的化身。由于他们在一个更高尚、更深远的存有层次上正确,所以眼下这一点点凡人眼中的失节和错误,全都变得那么渺小,那么地微不足道。

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因为此刻他们所投靠的那套价值观,本来就有它「正确」的一面,那一面既是来自历史,来自一个长年掌握权力、不停运转的意识型态机器;也来自这具机器饶有成效地把它打进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就是说,我接受的这套价值,是套「一贯正确」的价值,而且还是社会上多数人都不会反对(或者是不敢公开反对)的价值。

再说吧,在抽掉任何具体关涉,放弃了任何深究的念头之后,那些为人质疑讪笑的意识型态语言,听起来也还真是那么地正确。比如说禁掉一些描写小三的影视制作,是为了「导正社会风俗」;难道「导正社会风俗」有错吗?封掉一些人的嘴巴,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因为稳定对今天中国的发展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难道社会稳定不好吗?中国的发展就不需要稳定吗?他们夸张地赞扬习近平,因为他大力反贪,因为他说文艺作品不能只是拜金;你能不同意吗?莫非你觉得贪腐不错,文化全该媚俗地倒向资本?

久闻前南斯拉夫的丹尼洛.契斯(Danilo Kis),我却是最近才透过中译了解到这位作家的伟大。在其短篇小说《鲍里斯.达维多维奇之墓》里头,恰好就有一段文字,入木三分地刻划了这种与自我和解的荒谬。小说里的主角诺夫斯基是个把一生都献给了革命的传奇人物,但也和许多早期共产运动的志士一样,后来却遭到党和国家的肃反,丢进大牢,遇到无情的酷刑与折磨,硬是要他承认一些自己没有犯过的重罪。同样的场景,阿瑟.科斯勒(Arthur Koestler)也曾在其名著《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写过,可是丹尼洛.契斯却要比他更狠更精准:

「诺夫斯基拖延着质询的时间,试图在供词里──这可能会是他死后留下的唯一文件──加入一些措辞,通过精心的自相矛盾与夸张手法,不仅减轻他最终的溃败,还能暗暗告诉未来的调查员,这篇供辞的整个架构都是建立在靠折磨压榨出来的谎言之上」。换句话讲,他在试着「不屈地屈服」,苟延残喘地为后人留下一丝真相的痕迹。

而负责审讯他的调查员费杜金,他则「非常清楚,这份长达十页、密密麻麻打出来的供词完全是杜撰出来的」。但他工作认真,「在漫长的夜里用两根手指笨拙又缓慢地打着(他喜欢事事亲力亲为),努力从某些假设推断出合理的结论,如此编造出来的。因此,费杜金感兴趣的不是所谓的事实或人物,而是那些假设和对它们合理的运用」。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个埋没良心的人。不,调查员费杜金只是埋没了事实和「表面的真理」而已。

丹尼洛.契斯以第一人称的声音冷静地分析:「我相信他们所依据的都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中心的目的:诺夫斯基拼命要在自己的死亡与溃败中保全的,不只是他个人形像的尊严,还有所有革命志士的尊严,而费杜金在杜撰与假设之时,拼命想保住的则是革命正义以及施行这正义者的严苛与一致性:因为摧毁一个人、一个微小的生命体的所谓真理,总好过更高层次的利益与原则受到质疑」。费杜金在审讯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残暴,并不是因为他很变态。相反地,激起其恨意的:

「正是被告这种多愁善感的自我中心,他们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和自己那点微薄的真理的病态需求,而所谓的事实只会疯狂地绕着脑壳打转,毫无进展。他们这种盲目的真理无法形成一种需要牺牲的、不关心也不能关心人类弱点的,有着更高的价值与正义的系统,这激怒了费杜金。对费杜金而言,出于责任签字招供是合理的,更是符合道德的行为,因而值得尊敬;无法理解如此简单明白的道理的人,都会变成他的死敌」。

荒谬,但是现实。越是受到质疑,一个尝试与权力及自我双重和解的人,就越有需要觉得自己正义。所以一个人完全可以一边无情地痛打他心目中的暴民,另一边却感到自己的心情宛若期盼子女懂事的慈母。而且你对他的每一句咒骂,也都成了他那崇高正义的证明。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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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让无耻的人扪心自问是非常幼稚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