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从文件治国到招呼治国

(一)

当代法国艺术家波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着迷于记忆的探究。他曾经把一间庞大的房间布置成一座巨型档案室,四周墙壁全是由地板连至天花的木制文件柜,每个格子里都存放了一迭陈旧的文档。这个房间楼底极高,人在其中显得分外渺小,被那些泛黄的纸张彻底压倒。

这个装置能使观者窒息,对比起铺天盖地方正严整的橱柜与文件,人体的活动就像是有待征服有待归类的一个小小异例。波坦斯基似乎想要告诉我们,现代世界就是一座让人无所逃逸的档案室,所有事件都已被分类好了,所有行为也都被纪录下来了,文件与档案背后的冷酷理性,可以吸纳一切人间事像的偶发与意外;这是历史的终结。

熟悉现代文学的读者,自然不会感到这个主题陌生,档案的意像,老早就充斥在许多经典之中了。它是象征,也是现实。自从现代文官体系兴起,科学管理方法流行,小至一间公司,大至一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机构能够不依文档运行。私人企业的员工自有他的履历和工作清单,国家公民也有他们的出入境纪录、纳税列表、教育纪录,犯罪纪录,以及各式各样你想象不到的纪录,这一切存盘,要比你本人更能说明你是谁。

政策的发展、从制订至颁布更是离不开文档。它固然要从那些有关个人的文件中,发掘出一套普遍的趋势和规律,以便决策;它更要仰赖文件本身来保证政策的稳定和行效。如果没有文件,上级部门又怎能向下清楚传达它的意志?靠咀巴说吗?靠大脑记吗?当然不行。

虽说文档管理和支配它的工具理性于今犹烈,它的原则却是古老的。早在唐朝,基层文官的主要日常工作就是不断地抄。那时没有计算机,没有复印机,甚至连复写纸都没有,一切中央决策都得靠一堆官员誊抄,然后分发到全国各地的相关部门。

从漠北到岭南,从辽东到敦煌,刑法之所以一致,税率之所以不变,全都建立在这些文件和埋头传抄与管理它们的官僚身上。

今天你可以说这套系统很不灵活,很没有弹性,是因循陈腐的官僚制度的最大特色。但事实上,一直到清朝初年,中国的文官体系都还是世界上最有效最科学的。于是人家就要学中国了,不只学习中国公务员的选拔方式,不只学习中国以文治国的严密和稳当,还学到了这套制度的最大秘密;那就是书记官员的重要性了。

(二)

家父少时听祖母说,外曾祖父是解放初期的杭州市委书记,便以为他是个小小秘书,数十年后方晓得市委书记原来不是甚么打字速记的跟班小秘书,而是端坐高堂掌握实权的地方大员。这不难理解,无论中文「书记」,还是英文Secretary,的确都是秘书的意思。可是此书记非彼书记,这个Secretary也离那个Secretary远甚。从权力分布的原理上讲,联合国的最高权力来自大会,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机制是党代表大会;但现实上这些会总不能天天都开,也不可能事无大小都纠集一般的「秘书长」与「总书记」手中了。更重要的是,自古以来凡是最接近决策文件的人,都会慢慢演变成实际草拟文件,以及管理文件分发与流向的关键核心;故此,无论是往昔替皇帝打工的中书和军机,还是现代为人民服务的书记,都逐渐成了真正拥有权力的要人。文件加上书记,这便是现代官僚体系的两大元素了。没错,它很容易变得僵化,也很容易使权力的运作过分集中在人民看不见的暗角,所以各式各样的行政改革,总希望为之注入更多的弹性与人性,同时迫使官僚接受较大程度的监督。

不过,我们也应该欣赏这套体制的好处。最最起码,文件治国是稳定的,总比口述精确可信,不会随着指令旅行的范围扩大而异变。而且文件也限制了书记等官僚的权力;有本可依,便能减少他们随意行事的机会。但是今天中国却出现一股奇怪现象,就是口述取代了文件,许多领导不再以文件通传决定,却以电话下达指令。尤其是某些敏感的事务,例如要媒体「封杀」某人的言论,或不准他们报道和讨论一些特定的议题时,上级往往倾向于会晤甚至拨电话的办法去「打招呼」,放弃了以往的白纸黑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当然是出自于恐惧,这些领导害怕文件那不易修改的特点,反而成了被人谴责甚至指控的证据。就拿规管新闻报道来说吧,在文件上把禁令写得一清二楚,有助于各传媒机构按章办事不逾矩,但也很容易被人私自存留或流传,成了限制新闻自由的物证。部分官员干脆弃文件不用,宁愿麻烦一点回到口传时代,对着下级一个个地「打招呼」。从文件治国转向「招呼」治国,对官僚而言,好处是强化了自己的权力,这便是「人治」色彩的增长。但是「招呼」也有致命弱点,「打招呼」讲究对方心领神会的艺术,如果下级很笨或装笨,这个「招呼」难免就得打个八折了;而一个「招呼」的传送很难不出现死角,也很难保证人家记得住每个「招呼」。换句话说,「招呼治国」扩张了领导的权力,但也同时削弱了他行使权力的效率和效益。

那为何「招呼」这回事还会日渐流行?答案在于被管治的人民身上,他们开始有要求了,不愿让官为所欲为;他们也始懂得利用文件,能够找出不同文件之中的矛盾,能够在同一份文件里挑剔出逻辑不一致的地方。曾经有作家如此形容前苏联的最后岁月:总书记桌上堆积如山的文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连绵不绝的电话。戈尔巴乔夫每天从电话里听取全国各地的汇报,也透过电话指挥整个庞大的国家。后来,打进他办公室的电话减少了,一天比一天少。在苏联解体的那几天,戈尔巴乔夫的电话几乎沦为一具不会发声的摆设。

【来源:am730-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