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何以解忧?(喝还是不喝,这是个问题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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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社会史家 Wolfgaug Schivelbusch的《Tastes of Paradise 》,发现恩格斯原来写过一段这么有趣的记实文字:「完全不用惊讶工人为甚么喝酒喝得这么凶。艾利逊警官估计格拉斯哥的每个周六都有三万个工人喝醉,这绝对不算低估……特别是周六傍晚,工人们刚刚领到薪水,下班又下得比平常早,于是纷纷外出享乐,让人看见醉酒的所有狂野面目。……在这样的夜晚里头,我在曼彻斯特城的归家路上从来没遇过没有醉汉躺在路上呻吟的时候」。

不只恩格斯,几乎十九世纪所有同情工人追求正义的左派思想家和社会主义运动领袖都很关心酗酒的问题。工人为何老爱泡吧?而且一泡就醉?用屁股想都知道理由是他们日常工作的压力太大。毕竟那是十九世纪,传说中欧洲工人阶级最被奴役,工厂管理最没有人性的时代(所以也是各种左派思潮诞生的年代)。每天在工厂车间里头出卖劳力,流血流汗,然后拖着空虚的大脑与疲痛的躯干爬到床上,等待同样的经历在第二天黎明的到来,你以为这些工人还能期待甚么高雅有营养的娱乐呢?正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要用毡酒加啤酒先把自己灌成烂泥,他们才能铁下心肠回到工厂。

如果说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那么酒精便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意志大麻了;除了叫你舒服,它没有任何好处。这种舒服就像打了麻醉药一样,能够掩盖你日常的苦楚,失去改变现状的动力。难怪当时奥地利的社会主义领袖艾德勒( Vikter Adler)要鼓吹禁酒了,他告诉同志:「我们不要舒服;事实上,我们的整个事业都将得益于更多不舒服的感觉」。不喝酒就不舒服,不舒服就不会忘记自身处境的艰困,而且还能头脑冷静纪律严明,打造出一群铁血革命军。

可是也有一些高瞻远瞩的同志看出了喝酒的好处,比方说著名的「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 Karl Kautsky),他并不赞成禁酒,因为「对无产阶级来说,禁酒意味着避开了一切社交聚会;他没有沙龙,也没有接待朋友和同伴的小馆。如果他希望和同伴们聚在一块,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他就一定得去酒吧。中产阶级政治能够没有这种酒吧聚会,无产阶级可不行」。也就是说大至搞革命小至搞请愿,工人们必须得自己先团结起来。而酒吧正是他们互相认识彼此熟悉,进而讨论正事形成阶段认同的天然场所。

为了喝酒不喝酒的问题,这帮大人物这么煞有介事地谈了半天,现在看起来似乎十分可笑。但这场辩论不只点出了当年工人阶级酗酒情况之严重,还牵涉到一个社会运动的本质矛盾,那就是集体麻醉与凝聚团结的两难了。好比宗教,有人说它会使人忘却现世之痛苦,寄情于来生之解脱;但历史上也不乏宗教令人团结,生出小区集体力量去对抗强权的例子。又好比足球,曾经有社会学家指出从前南美洲的军人独裁政权能够撑得那么久,全靠人民都成了球迷,关心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失利多于关心自己人权的损害;可另一方面,巴塞隆拿的球迷也曾团结在鲁营球场的看台之上,每周定期唱起挑战佛朗哥元帅的战歌。

假如我是郭台铭,也许我会在富士康的工厂园区里头开几家酒吧,一到周末便大开啤酒派对,同时转播意甲英甲英超联,好疏解工人们的情绪和孤离。不过,假如我真的是郭台铭,也许我会担心足球加啤酒就是工人大罢工的温床。

【来源:饮食男女-味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