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政治机器的伦理元素

最近读到台湾著名评论家杨照的新著书稿,《如果做正直的人》。这个书名吓人一跳,因为它似乎太过煞有介事,而且道德说教的意味太浓,保守、传统而且古老,几乎不像是任何一个现代评论家会喜欢取用的名字,尤其不像杨照著作的书名。毕竟,是一个生活在当代社会裡的知识分子,而且受过完整的高等学术训练,把他应该深知任何想要教化人心的努力在这个时代都会遭到无情的怀疑甚至嘲讽;他也应该晓得我们已经不再相信有谁能够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特别是道德上的真理),从而大胆指导别人立身处世的道理。

既然如此,何以杨照还敢写下这一大堆文字去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呢?虽然他曾经有一部叫做《理性的人》的评论集,名字一样宏大而骇人;可是这一回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还用上了「如何」二字,使得这本书活似一部指南。

没错,一部指南。假如《理性的人》是在正面析介「理性人」究竟是种甚么样的人,述說他的构成条件与周遭环境;那么《如果做正直的人》就是下到更具体的实践层面,宣讲一种应该怎样做人的道理了。勉强区分,前者属于「实然」的论說,后者则属「应然」的探讨。

这让我联想起近代哲学史中一度存在过的一对极其相关,但又明显不同的概念区分,那就是「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和「伦理学」(ethics),这兩种关于人类实践生活的哲学探究是没有多大差异的,反正它们讲的都是伦理道德,所以现代大学的哲学课也经常混用这兩个名词。同样的理论,一会儿说是「伦理学」,一会儿又說它是「道德哲学」。可是对于许多先哲而言,这兩个名词却有着微妙的差别。粗糙而且简单地讲,「道德哲学」关心的是更一般更抽象的原理问题,比方说「甚么是『善』?」「道德律则应当如何证成?」以及「假如自由意志是虚幻的,人类还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至于「伦理学」,它的对象范围就比较微观比较具体了,例如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的《哲学伦理学》(Ethica Philosophica),里面谈判的全是「如何控制我们的低级欲望」,「如何敬拜上帝」,和「怎样对付沉闷」等非常实际细碎的课题。我假借这个区分,用来联想《如果做正直的人》的性质,把它界定为一部教人在这个政治秩序及社会环境急速变动的时代裡,应当如何把握方向如何沉静思考以及如何稳定心性的「伦理故事集」。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再多說兩句有关政治与道德之关系的问题。首先,我们知道学术界曾经把道德排除在政治之外,纯以实证的科学态度去研究人類的政治生活,并以之为政治学正宗。

然而,身为一个评论家,杨照的主要关怀不在于这些政治哲学上的大哉问,起码不是在这本书里去谈这些问题;他试图在另一个层面上将价值注入到政治机器之中,使运转得过于流畅乃至于太过油滑的政治游戏稍微顿滞,让充满算计因而变得太过冷酷的头脑稍微温润。

台湾是全球华人社会之中第一个真正成功转型为现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地方,所以它才会让我们这些住在其他地区的华人如此关注,以之为参照,视之为样本。可是在观察它的过程里头,我们却又发现了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台湾不是已经拥有很充分的言论自由了吗?为甚么它的言论自由没有催生出健康的公共言谈,反而恶质化为一场又一场的名嘴口水仗?台湾不是已经拥有很独立的司法体制了吗?为甚么它的司法问题还会搞得这么严重,弄出一次又一次的争议甚至丑闻?

于是有些人开始把台湾这个模范生打成坏榜样了,他们说:「你看,这就是民主的后果!」「你看,这就是开放的代价!」「看你们还有谁敢说要学台湾」。然后又有人出来帮台湾说话,告诉我们台湾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它很好,其实我们都只是被媒体误导了……阅读杨照评论多年,我发现他的目的不是怀疑,更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台湾政治社会转型的大方向,进而赞赏甚至肯定其他的代替方案,比方说近年甚嚣尘上的「中国模式」;更不是为台湾辩护,以动人的言词述说「台湾真好」的小故事,这不是一个台湾评论者该做的事。

杨照不是一个「道德哲学」意义上的思考者,潜心探究自由的价值与证成民主之必要;因为他实在没有这个需要,这早已经是台湾整个社会的共识了。在肯定这些共识的前提底下,他想令我们了解的是光有这些共识还不够,光有这些大方向还不行;我们需要的是使得这些共识得以落实,使得一艘轮船得以朝向既定目标顺利航行的实际条件。换句话说,言论自由和媒体开放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在这些理想和名嘴肆虐的现实之间划上单纯的因果联机,这中间还要补上其他零件。尊重也是对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法条可以毫无中介不经诠释地扩大到这个社会上去,形成法律的暴力。更直接地讲,杨照是希望在台湾社会转型的理想与实况之间寻回那失落的链条,在政治游戏和种种社会机制里头添补那少掉了的零件。那些链条与零件便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伦理学」了。相比起宏大,高远而抽象的理念和原理,它更注意实现理念与原理的方式。它是一连串具体规范,就和鲍姆嘉登所探究的那些问题一样具体;比方说「结社如何孕育创意?」、「议题为甚么是选举的核心?」、「政治人物应该怎么迎接下台?」……。杨照之所以持续不懈地执着于这些问题,是因为他掌握到了,在我看来今日台湾以至于其他华人社会最要紧的关键了:不是没有正确的理念,而是没有使之具体成形的方法与策略。这里所讲的方法与策略,绝非冰冷功利残酷的权谋计算,而是蕴含价值的践行性规范。

【来源:am730-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