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她也是个母亲(香港与马尼拉的距离二之二)

我只不过是想请一个女工,所以我不需要认识她的祖国,除非那个国家的「民族性」和这份工作有关,能够让我判断到底哪一个国家的工人比较适合我。尽管如此,那一点点典型民族性的知识也用不着太过丰厚,它越稀薄越好。同样地,我请了一个女工住到家里并不就意味着我要做她的朋友。我不想知道她老家的方言,不想知道她名字的准确发音(反正为了方便,我会用中文替她重新命名),更不想了解她也许是位母亲。

问题在于就算我知道她身为人母的身份,可谁又是她的孩子呢?

我常常在早上见到一群菲佣领着小孩等校车,孩子在一边嬉闹,菲佣在另一边闲聊。我很惊讶地发现,那些菲佣聊天的主题竟然就是这些孩子。她们会比较谁家的校服干净一些,她们会瞧不惯那些最佻皮捣蛋看起来最没有家教的小孩,她们甚至会抱怨如今小学生的书包越来越重,怕孩子回到学校自己背的时候受不了。这一切使我感到彷佛她们才是眼前那帮小坏蛋的亲生母亲;而那些小坏蛋则是她们的骨肉,而非她们的「少主」(我一直不太明白香港传媒怎么就如此喜欢『少主』这个称呼,难道所有请了外佣的人都是地主员外大老爷?)

蓝佩嘉在《跨国灰姑娘》里面描述过一种叫做「移情母职」( diverted mothering)的状况:「随着移工母亲与故乡孩子之间关系的日渐疏远,她们往往在替代母职的工作中寻找情感上的补偿」。也就是说,她们会渐渐地把雇主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乃至于走到了一个溺爱他们,并因此为雇主抱怨的地步。有时候,她们又会担心这段感情稍纵即逝,怕这些被自己带大的孩子迟早有一天会忘了自己……

至于聘用女佣的家庭主妇,则会发展出一种「母亲──管理者」的角色,虽然有人代替自己操劳大半家务,可是这个家仍然被视做是她的责任范围。她要监督和管理女佣的工作,指导后者完成任务,指责后者的错误;就算夫妇俩都要上班,这些事却还是落在主妇身上,一般丈夫是不大愿管的,因为他们会说「我已经出钱给你请了一个女佣了」。

对着子女,这些「母亲──管理者」尽管下放了不少工作给女佣(比方说接送小孩);可是她们还得保留一些比较「高级」比较有「精神面向」,同时又能跟孩子产生亲密互动的项目。蓝佩嘉说:「『精神层面的母职』是那些母亲认为可以用来确认自身地位,以及强化与孩子间的情感连带的家务工作。换尿布,整理小孩混乱的玩具房等与肮脏及失序画上等号的工作,时常是母亲避之唯恐不及因而会指派给女佣的任务。教育及帮助孩子社会化的家务工作,像是念故事书给孩子听,帮忙孩子做学校功课等,则多属母亲的责任,很少被指派给家务移工,因为人们认为她们的文化『不适合』或『不够格』完成这些工作」。不过我们也都晓得,菲佣之中有不少大学毕业生,在原乡也许还做过老师呢。接受蓝佩嘉访问的其中一位菲佣便曾指认出她的研究方法叫做融入( immersion),然后和她分享有关田野调查之种种经验。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些女佣在老家或许是有孩子的。她们远渡而来,照顾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她们的孩子还在家乡的石子路上踱步。一年,或者两年,她们可以见上一面;平日,她们要忍受无法陪伴亲生子女成长的痛苦。菲佣 Molina流着眼泪告诉蓝佩嘉:「有时候我会在晚上哭。我会想,我正在照顾别人的小孩,那谁来照顾我的小孩呢?这么多年来,我都不在他们身边,他们总是问我,妈妈,你为甚么总是不在?我说,我虽然不在,但这是为了你的未来」。

照道理讲,我们应该可以体会这种心情:孩子的生日你总是不在,孩子的毕业典礼你总是缺席,除了把那些场合的照片带在身上之外,你甚么都做不了。可是,我们仍然轻易忘记同一个屋檐底下原来还有另一位母亲。在她放假回家的时候,我们怀疑那大包小包究竟装满了甚么,叫她打开让你检查,里头居然有一大堆零食甚至果汁。原来她想让自己的小孩尝尝香港人平常吃的东西,这是她补偿母职的方法。

又有些时候,她老是躲在房间里说电话。没错,她有自己的手机,花不了你家的长途电话费。但是你总觉得这是不务正业的态度,尤其害怕她在认识「坏朋友」。其实那叫做社交,是她平日孤独的唯一慰解。如果你不喜欢,夜晚她干脆躲进被窝里收发短讯;或者趁家里头没人的时候煲煲电话粥,直到钥匙插进匙孔的声音响起,再急忙挂线装做没事。

她们到底在跟谁说话?说些甚么?依据蓝佩嘉的研究,她们也许正在扮演「跨国持家者」的角色。例如,「为家人安排设计每周菜单,每天用简讯叫小孩起床,或是每天晚上睡前用简讯寄给孩子一则《圣经》的话语」。最近我们香港人也都知道了,在香港当家佣竟然要比在菲律宾当警察还好赚。不难理解,她的孩子在菲律宾其实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会被友伴欺负,叫他们埋单一切开支。夜里,母亲要在电话中安慰孩子,教导他日后为人处世之道。虽隔千里,只要有这一具电话,就表示妈妈没有忘记。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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