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音乐的态度

(一)

有一阵子,好些香港自诩高等的媒体很喜欢用「有态度」去称许他们认可的人物。比方说:一个时装设计师,他不跟随潮流起舞,坚持自己的风格,他是「有态度」的。一个电影明星,他从不向八卦小报卖帐,不是工作就是躲起来背着包四处流浪,他也是「有态度的」。甚至一家餐厅,它违逆讲究健康的趋势,永远用猪油炒菜,遇上不喜欢的客人就干脆把他轰出去,这家餐厅,当然「有态度」得很。简单地总结,「有态度」大概就是不流俗,有自己一套的意思。透过赞赏这林林总总「有态度」的人和物,那些记者、专栏作家,以及无法不依照市场规律运作的大众媒体,好像一下子也都有了态度,与众不同。

我并不喜欢「有态度」这个说法,因为我不明白那个很孤高、很受敬仰的态度究竟有什么道理。一家用猪油做饭的饭馆真有那么了不起吗?一个穿裙子的男人真的能够单凭这点便令人佩服吗?依我浅见,「有态度」往往只是一种姿态;而那种姿态除了区别人我、突出自己之外,它到底还想表达甚么?它的背后可有任何内涵?

我对这套态度言说的反感,或许是来自我当乐迷的经历。回想起来,少年时代音乐口味的变还无非就是一连串态度的追求。当年我是怎么喜欢上Gothic Rock的呢?恐怕并不单纯来自那些音乐的写作和技巧,而且还是为了那些乐手外形的冷酷,以及从唱片封面开始一直蔓延到歌词与唱腔音域里头的黑暗气氛(直到今天,我还记得The Sisters of Mercy在First and Last and Always里面的惊人演出,以前我从不知道歌原来还可以这样子唱)。比起香港歌星那种满脸堆笑、然后一开演唱会就要满台乱跑的傻瓜式明亮,这种乐风岂不是「有态度」得多?当然,更「有态度」的是我大部分同学都不晓得,「哥特摇滚」是甚么。

那实在是场竞相瞧不起人的比赛。听美国告示排行榜的瞧不起听中文歌的;听英国摇滚的瞧不起听告示排行榜的;听英国独立厂牌的瞧不起听主流英式摇滚的。每一个瞧不起其他多数人的都觉得自己比较「有态度」,而他们喜欢的音乐自然也得是「有态度」的音乐。对我这种追求态度的乐迷来讲,那几年真是一趟发现之旅,总能发现前方还有传说中更「有态度」的乐队,一山还比一山高。

终于我厌了。然后开始渐渐鄙夷这种大圈子里有小圈子,小圈子里还有更小的游戏。回想最初,我迷过人称「老板」的Bruce Springsteen,《Born in the USA 》的卡式带都快被我听烂掉了。只不过他实在是太红了,红到街上随便一间三流成衣店都会拿他的歌当背景音乐。

(二)

玩摇滚玩到这么红,我们都觉得是件很没有态度的事。你看人家Ian Curtis,传说他自杀就是因为受不了自己的歌竟然上了四十大排行榜;这才叫做态度,不是吗?

且慢,你仔细看看「老板」的歌词,就算是Born in the USA这么畅销的专辑,里头那些破败城镇的忧郁,可曾因为它是大公司发行的歌曲而减少半分?那些绝望年轻人的身影可曾因为电台不断播放而变得兴奋起来?没有,「老板」的声音始终是愤怒的。哪怕他加入了当年时髦的迪斯科元素,哪怕他把这些歌曲编排得如此丰满悦耳,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过他的来处,他还是在唱他所认识的美国底层,他依然和他们站在一起。这又算不算是一种态度呢?

好几年前我曾经批评过一些大陆乐坛的地下乐队貌似反叛,其实都甚么也颠覆不了。

没错,他们会在舞台上摔结他,醉了酒狂言乱语用粗话喝骂观众,他们甚至抽大麻吸毒品,被公安捉回派出所好几次,并且没有把自己卖给懂得炒作市场的大公司。但是,这就够了吗?他们批评过这个社会的任何不公吗?他们愤怒,但这股愤怒并不来自广阔的同情,也不指向任何公共议题。比起只用一把木结他,声线甜美,但唱出来的歌足以结束一场战争的传奇民谣歌手,这伙制造噪音的狂暴年轻人的态度背后到底有着甚么?我很怀疑它只是一种没有理由的反叛。

而那个「甚么」在我看来,自然应该是政治的。如今看来,我当时的批评失之于偏颇,而且太过严肃。毕竟正如台湾评论家张铁志在其旧作《声音与愤怒》的自序中所说的,早在我们这群乐迷被政治化之前;早在我们开始懂得一点皮毛的社会分析,并且形成一套关于正义与自由的粗浅直觉之前,我们就在摇滚乐里学到了一种反叛的姿态。一开始,它或者是种没来由的愤怒与造反,对很多事情感到不满,但又说不出不满的根源与理由。我们只是表态,只是反对,直到后来才为它补进许多扎实的依据。假如,这依据恰巧是政治的,比如说,是对种族歧视的否定、是对工人阶级困苦生活的同情,是对国家机器冷酷残暴的反思、是对全球环境与贫穷问题的纠纒,那么你也许就会变成张铁志新著《时代的噪音》所罗列出来的这些名字的其中一人了:Joe Hill、Woody Guthrie、Pete Seeger、Bod Dylan、Jon Baez……换句话说,你会变成那种深具社会良知的抗议乐人,以政治上的不民主和经济上的不公平等宏观原则去合理化你的怒火。

我非常敬佩和喜欢这一群了不起的音乐人。但是,正如我刚刚所说的,假如以为所有音乐人都该效法他们,走上这条介入社会的道路,才叫做有内容有实质的反叛的话,这也未免太过狭隘了。

诚然,这群人不只藐视恶俗的流行音乐,敢于挑战居于主流的权力,但这实在不是发展摇滚乐反叛态度的唯一道路。

(三)

在我看来,摇滚乐的反叛态度其实和现代艺术中的前卫精神有莫大关系,那种精神首先是套自觉的意识,它自觉到艺术的独立性质,意识到艺术场域与其他社会场域的断裂之必要。于是它尊重一切自发的倾向和本身的价值,抗拒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招降与吸纳,反对一切形成体制的艺术语言与习惯。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理由的反叛」,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不知道要愤怒甚么的态度其实也是很有内容的。尽管你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一首抗议歌曲,但这并不表示你对主流歌星的嘲笑没有意义。「老板」在大公司的羽翼下低吟劳工阶层的失落,显然是很动人的态度,但你独自发行一张对社会没有任何看法,却在音乐上十分出格的唱片,同样也是种不容忽视的态度。当人家都规规矩矩地在结他上奏出美妙和弦,你竟然当众放火将它付之一炬,这也不能不算是艺术表演上的颠覆(除非烧结他已成套路,你只是鹦鹉学舌)。因此,我又回到了开始当乐迷的阶段,能够欣赏一班青年为了出格而出格的姿态,不再认为和嫌弃他们浅薄。

同时我也更能明白当代流行音乐里的诸多矛盾。例如波诺(Bono),他的U2是全世界最受欢迎、商业上最成功的乐队之一,因此遭到很多坚守独立姿态的人的批评,批评他们在音乐上太过圆滑,说他们玩的只不过是「Stadium Rock」(在非主流音乐爱好者的字典里头,Stadium Rock几乎是句骂人的脏话);但另一方面,波诺在环球贫困问题上的付出、U2对人权议题的投入,却又是许多几近于自恋的独立音乐人所远远不及的。相较之下,谁的态度更为可取?

或者,这是一个无解的矛盾。只要摇滚继续存在,这类争议就会永远出现。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了政治而艺术?甚么时候我们该指责音乐人不够关心政治?甚么时候我们应当提醒音乐不能只为政治服务?这不只是摇滚乐的内在紧张,也是整个艺术领域里前卫精神的矛盾。

所以我们只能勉强地依随时机来判断音乐在局势中的作用。假如我们是在三十年前的大陆,教大家音乐不应忘记劳苦大众,其价值恐怕还比不上邓丽君的一首娓娓之音,因为那个年头的音乐不是不够政治,而是太政治了。但今天,它却是个来得正好的警醒,并不是说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人再为工农唱歌,而是说它要不是太过小众太过独立,所以不为人知,就是太过脱离民情掩盖现实,因而成了另一种「为政治服务」的艺术。至少,在看完这本书后,我想到美国人至今还在反战游行中唱着 We shall overcome,而香港人则会在示威集会里头合唱金佩玮作词的《人民之歌》,可大陆呢?近来有那么多次众人瞩目的罢工事件,但是我不曾在报章的报道与影像的纪录里看见工人们唱歌的场面。莫非他们没有歌可唱?莫非没有人为他们写歌?无论如何,一场没有音乐的罢工,难道不是很叫人遗憾吗?

【来源:a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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