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猫林(树蛙与猫林之二)

许多年前的一个傍晚,我走进一片疏落的树林。光线渐暗,风势渐强,我只顾着低头跟踪蚁群的去向,不顾头上抚过多少榕树的气根与尺蠖的唾线,直到我感觉前方一团红影晃动。猛抬头,差点就撞上一个廉价的塑料袋,定神一看,里头竟然装了一只死猫。它就这么吊在一根横在半空的树枝底下,随风轻荡。

第二天,我告诉同学这个意外的发现,他们却道是平常;原来人们总是把猫吊在树上。当时我没听清,还以为大人恨猫,遂以如此阴狠的手段处死牠们。很久以后,我晓得那不是处死,而是处理猫尸的方式。台湾民间有这传统,狗死流水,猫死上树。据说这是因为猫有邪性,死也不能让牠着地。可是,在我还未来得及了解真相之前,一座吊满了死猫的树林的形像就已经稳稳植进了心里。对我来说,那是一场大屠杀的痕迹,也是我残暴少年的象征。

我透过一座悬挂死猫的树林的意像去总结自己的童年,并且循此回溯记忆中的卑鄙黑暗,是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空气中弥漫着大规模暴力气息的时段。乡社祭神那天的清晨,我总能听见猪公被宰时的嚎叫;黄昏时份,我常常看到一群青年在路上追打三两校服不整的学生。我也是,鼻腔老是可以感到血气上涌的味道;不敢打人的时候便用手逐一撕落蚱蜢的腿脚,或者把各式不知名的昆虫放在滚烫的灯泡上炙烤。

我的嗜血,究竟是来自天性?还是(套句俗话)社会的错呢?要了解这个问题,我实在有太多的书可看,因为人类从来就着迷于种种不可言谕不可形容的邪恶与黑暗之极致经验,并且努力地以最大的想象力把它们呈现在言文的形容。所以但丁《神曲》的地狱永远要比天堂吸引,也永远能够唤来更多的诠释和演译。你看,就连计算机游戏都用但丁笔下的地狱当主题;天堂根本不好玩,它太乏味了。

最近读完菲利普.津巴多( Philip Zimbardo )的《路西法効应》( The Lucifer Effect ),我感到一种诱惑,因为它似乎想告诉我,我本来是个好人,全是环境让我变得这么坏。关于人何以残暴的问题,我们知道性格论与处境论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进路,很多人相信这是性格甚至基因的决定,但也有人主张处境属于后者,它讲的原是一场奠定处境论的经典实验。

那就是有名的「史丹福实验」了。四十年前,还很年轻的史丹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津巴多设计了一座监狱,把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扮演囚犯,一组扮演狱卒,看看他们怎么适应角色,融入环境。这个实验原订两周,却不得不在短短的五天之内被迫中止。因为那些学生演得实在太好,平日友善温和且善解人意的大学生竟然一夕间成了虐待狂般的凶恶狱警,受尽凌辱的「囚犯」则迅速进入状况懂得委屈求存的门道。这个实验震撼学界,是后来教科书里的著名案例。津巴多直到三十多年之后,才以这本专著亲身剖析当中细节。几天的经历,几百页的篇幅,他巨细靡遗地报告了那场实验的来龙去脉。最叫人惊讶地,还不是那些学生的变化;而是他身为主持实验的负责人,居然也浑然忘我地化身为一个对眼前失控情状视若无睹的「典狱长」。

津巴多的结论是只要穿对了制服,设定好背景和制度,再接受一整套似乎言之成理的说法;一个曾经活人无数的医生的确可以在集中营里调整毒气的浓度,一个子女隔天就在你家过夜的亲密邻居也的确可以忽然抡起砍打劈死你的小孩。简单地讲,他是在用心理学上的扎实研究证明汉纳.鄂兰( Hannah Arendt )所说的「平庸之恶」。

我犯过的错不可尽数,不得告人的阴暗尽在心底。那么,这一切是否皆由处境而来?好比文革,总有人想从文化、历史以及意识型态的根源里寻找父子反目与挚友互相出卖的答案。必须承认,这些研究也好《路西法効应》也好,它们都有说服力。可是我很害怕,因为它们太容易就会反过来成为开脱罪过的借口。当年有人误解汉纳.鄂兰,以为她想替看起来十分知书达礼的艾希曼辩护,说他只不过是一个邪恶制度的跟屁虫,甚至还是纳粹的另类受害者。他们被汉纳.鄂兰的文章激怒了。一个杀手就是一个杀手,他怎能把责任推到制度身上?这绝非汉纳.鄂兰的本意,不过我明白这些人的愤怒。

是的,人会受环境影响,人会被制度改变,人会被意识型态洗脑;但为甚么偏偏我会是那种「人」?从全称的「人」到这个「我」之间,岂不有着太宽太深的鸿沟?这个能思考能行动的「我」要如何跳跃,才能到达那个无法避免罪恶之必然的那个「人」呢?莫非任何一个穿上狱卒制服,拿起手铐和警棍的人都一定要变成那种自以为威权在握不容挑战的恶徒?

也就是说,包括《路西法效应》在内的这些书写只不过是描述了一个「类」的通则,而我却未必会是那些类别里的有効个案;我不能以此宽宥自己的罪责。汉纳.鄂兰与菲利蒲.津巴多都指出了个体超脱环境的救赎之道,思考之人本不当是集体和制度的囚徒。一片吊满猫尸的树林也不该是我涂炭生灵的理由。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