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不相信学运

梁文道在香港《我在中国》论坛上的一段讲话。

基本上我对学运都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在香港还有一些学校保留了学运的传统,但问题是绝大部分学生唯一会搞的学生运动就是跳舞。你每次经过理工学校看到的大学生平台都是一群人在那跳舞,远远的看也像是搞学运。大陆的大学生呢?我倒没有司徒薇讲的那么乐观,当然大陆那么大,要看什么省,什么地方,但就我所接触的来看,我的印象是越好的大学,越重点的大学,全国排头三位的大学比如北大、清华、复旦,就越糟糕。我的感觉是这样的,这个问题不在于学生有没有权利意识的问题,而在于一个学生判断现实是不是可以改变的问题。我觉得目前我接触到的相当多的大陆大学生都不大相信现实可以改变,他比较相信的是要适应现实。与其说要他去改变游戏规则,倒不如说他怎么样在既有的游戏规则下玩得好,能够让自己爬上去。我遇到这种情况更多,特别是在一些最顶端的大学里面。反而一些二线的但也不烂的学校比如华东师大,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情况出来,很奇怪。我觉得大陆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太多很优秀的大学生,他们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向现实投降了,想的是怎么样去考公务员,找好工作,去美国念书,进入跨国机构,然后回来参加我们太子党派的私募基金,或者嫁富二代,都是这些,我接触的更多的大学生都是这样的。

不过,我觉得不用担心,其实学运从来不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我们不要太高估学运。今天我们不太可能再出现一个像八九年那么浩大的学运,但是我们今天再有什么运动,它的实际效果一定比八九年好。为什么呢?回想一下,学运是什么?学运其实是一帮学生,他们比较有空,没有什么现实利益的枷锁的时候,可以想一些很大的东西,他们会为了热情去奉献一些东西。但是当牺牲过大的时候,当时间太久的时候,他们也许会丧失热情,也许会消耗耐心。但是在今天,在中国主要的社会行动发生的主体群不是学生,而是什么?可能像厦门、广州这种城市的中产阶级,或者是一些工人,或者是一些农民,这些叫维权。维权跟学运非常不一样,维权是你碰到了我的具体权利了,你伤害我具体利益了,你伤害到我身家性命了,我得出来跟你拼了。跟学生坐在教室听一个老师激扬慷慨的说一番话后很感动,然后说我明天要去搞革命,这是完全的两码事。我不相信学运,我不信任学生,我宁愿信任农民,信任工人,信任那些中产阶级,他们是具体利益被伤害,具体要争取权益的一种人。

我对全世界的学运都抱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上世纪60年代的学运在全球风起云涌,德国思想家哈德马斯在当时被认为是保守派,他的老师是阿多诺更加是保守派,因为这帮人都反对学运、怀疑学运,但是我觉得他们当时的怀疑很有道理。他当时说过一段很妙的话:一个大学生一年级刚进来什么都不懂,二年级开始学懂了,要去搞运动了,三年级搞的很火热了,四年级他要毕业了,找工作了。这句话他想指出的是,运动的主体基础在哪里,位置在哪里,你是什么人,争取的是什么,很多人看不清楚。我觉得今天在大陆问题也在这,比如说你知道很多东西,但你有动力吗?动力来自哪里?我不是完全反对学运,我觉得有学运,学生觉醒也是好事。所以我觉得大陆一些大学生的心态要改变,就是蔓延在这个社会下的犬儒心态,这种心态包括什么呢?我们最常见的一句话:你说这些有用吗?你说它干嘛呢?你何必去管他呢?这种犬儒是无处不在的,甚至一些传播机构,包括我工作的传播机构,一些高层领导也会出来跟你说:你说它干嘛呢?何必呢?你就不要管它,你就不去赞扬它,不去骂它,就当它不存在。这就是一种犬儒。什么样的人会不犬儒呢?就是你来拆我家了,推土机开始碰我墙了,我就不会犬儒了。我孩子喝奶喝出事了,我孩子血铅中毒了,我就不犬儒了。所以我觉得当今中国的维权运动,所谓维护自己利益出发的运动,都很有希望。往往有结果的,都是这种运动。而不是某些学生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正,我要改变世界怎么样。所以我必须坦陈,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有很多搞运动的,当时我都很瞧他们不起。我们现在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当时我一天到晚嘲笑他们,戏弄他们,我觉得搞这个是没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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