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乱

我没有任何统计数据,只凭主观感受,我怀疑「稳定」这两个字有可能是过去一年来中国一些官员最常用的词汇,代替了往昔的「发展」。因为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我几乎每一天都能看到不同地方不同级别的政府人员左一个「稳定」,右一个「稳定」,彷佛稳定就是指导他们施政的至高原则。

如果说前几年大家还是很相信「发展就是硬道理」,那么今天的硬道理大概就是稳定了。当然我已经说过,这是一个很不科学的片面感觉;可是我仍然有点担忧,一个国家把「稳定」当作最重要的课题,到底说明什么呢?

大家都明白,谈稳定是因为我们都怕「乱」。中国人这三百年来真是经过太多磨难吃过太多苦头了,而过去这三十年还真有点承平安稳的意思(是否「盛世」我还不敢说),自然谁都不想乱。可是我们心底那团抹之不去的阴影,那个我们念兹在兹的「乱」,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仔细再想,便能得到一项有些荒谬的发现:原来那个驱动我们把稳定树立为最终目标的对象,原来那个让大家从早到晚担心的「乱」,是种从未经过公开讨论因此也未曾被全社会共同认定的模糊状态;其内涵不明,其边界不清,它就真的是团朦朦胧胧的乌云。至少直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听过那些常常将稳定挂在嘴上的官员,清楚界说作为稳定对立面的「乱」究竟指的是什么。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辩称,「乱」是种你定义不了但一看见就能把它辨认出来的事态。一般而言,人多就已经构成乱的必要条件了,尽管它还不是充分条件。所以马路边、广场上,一有人群聚集,相关部门便会马上升起「乱」的预感。假如那个聚集的时机是个敏感时机(比方说某些会议和活动期间),那个地点是个敏感地点(比方说某个政府部门前的广场),就更有必要在乱象出现之前防患于未然,告诫乃至驱散有可能集合成群但往往只不过是站久一点的游人了。

这种情况我都可以理解。问题是,有时候相关人员太过尽责,太过紧张,只要看到人多,就自动从乱的必要条件联想出乱像一定要出现的结论,然后几近是本能地强硬反应,最后把一个可以不乱的事搞出乱的结局,使一群平顺百姓硬生生演变成难驯刁民。

举个简单的例子。最近我和几位朋友去了某座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对谈,谈的是文学文化,一点也不敏感。没想到读者很热情,人数远超预计,有的甚至早在两三个小时前就赶到了会场排队。进不了场的读者这么多,乃至于堆成门外群众。活动结束之后,他们还是不愿离去,就算进不了场,他们也想和我们说几句话,讨论一下问题。当地的保安人员一面「护送」我们离开,一面驱散人群,理由正是怕乱,甚至引来公安协助。后来我听说,有些其实斯文得可以的年轻读者告诉保安:「我们只是想听讲座,拍几张照片。」可是保安人员很强悍地响应,喝问他们是不是想闹事。久峙之下,终于有些读者耐不住脾气,高喊「我们就是要闹事!你怎么样?」

这是小事,却是常见的小事。叫我难过的是,它其实有九十九种妥善解决的方法,比如说让我们留下来和大伙多说一会儿话(这正是我们几个朋友的要求);可是最后它却走上了最坏的那条路,弄得人人都不太高兴。

对我而言,这件事其实可以看作一则有关中国人对待「乱」的态度的预言。其悲哀在于,人群形成有无数种理由,但我们认知它的方式却只有一种,处理它的方式也只有一种(姑勿论人群是否一定要有处理的必要);那些公安保安,他们也只不过是想做好工作,深怕「万一」有事,自己担待不起(你我都晓得「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乃是根深蒂固的决策选择)。

改装一下鲁迅关于国人色情联想的那段名言,我们如今也可以说,中国人只要一看到人群,就马上联想到聚众闹事打砸抢;一想到聚众闹事打砸抢,对付它的方式就自然是不由分说地花力量驱散。结果在不少「群体性事件」里面,「乱」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至于我们为什么会从人群的偶然出现,联想到几百年来种种导致「天下大乱」的历史事件,并且统称之为「乱」,那就是个待解的难题了。

【来源:财新《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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