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作家缘何缺位公共知识分子?

梁文道、徐晓对话:中国作家、小说家用对公共事务的不表态,来换取在作品中说话的自由,是一种悲哀

近年来,大学教授、新闻媒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洪流中,扮演着监督者、批评者的角色。而中国的作家却是其中最沉默的一个群体,很多有名的作家只为自己而写作,「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在自己与体制之间的微妙关系上,做着艰难的选择。

梁文道
徐晓(财新《新世纪》周刊文化部主任、财新图书工作室负责人)

徐晓那么你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说大陆的作家,我指的是文学家、小说家或者诗人,尤其是不对公共事务发言,你有没有这种强烈的印象?

梁文道:我觉得有不少吧,这种情况。

徐晓:我说的是整体,很有名的作家和小说家都不太有公共参与。现在这些年大学教授、新闻人参与的比较多,但是作家好像都不参与。我不知道独有中国这样,还是一般国家都是这样?我知道,比如说大江健三郎,因为是我很熟悉的作家,他参与很多,那么我很欣赏他这种参与。比如像君特·格拉斯,我也知道他有很多参与,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很少参与。

梁文道:你说得对,这个印象我完全同意。就是因为我也感觉到,我们不要说个别人物吧,就是作家群体,当中我们会讲公共知识分子吧。你刚才举的例子都很好。全世界各地,任何国家或者任何社会一谈公共知识分子,里面通常最耀眼的反而是文学作家。

徐晓:包括苏珊·桑塔格等等这些。

梁文道:桑塔格,对不对,是作家。在中国,恰恰作家是这个群体里最远离的一群,最沉默的一群,中国特别是这样。

徐晓:对,你怎么看这个事?

梁文道:我觉得有几个理由吧。第一是我们的作家普遍想要有一个更抽离的,怎么讲,这么说吧,在过去曾经很长的年代里面,作家是被党、被政府赋予了任务,要去做很多事的。

徐晓:你认为这是一种反驳,对这种身份的反驳?

梁文道:是是是,你记不记得80年代刚开始开放之后,作家都强调是为自己而写嘛。我觉得有一些老作家是延续了那个东西下来,有这种反动。第二,是我们的体制,像作协这种体制。
然后像我刚才讲的,在香港,作家绝对不会有像大陆得到的这种尊重,这种爱戴。尤其地方政府、官员,比如说某个大作家到了某个地方,你会看到地方是宣传部长来接了,市委书记请吃饭,是不是?我们整个体制把作家都伺候得很好。

徐晓:社会地位巨高。

梁文道:对,你就算不是完全体制内,你也是半个体制内,那你是很难完全独立于这个体制,来对它指指点点,说些什么话。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大学教授也是,所以我也不太明白,大学教授也在体制内,作家某种程度也在体制内,他们的分别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一个会比较肯出来,一个会不肯出来,我也不太搞得懂,但真的事实就是这样。

徐晓:那么我觉得今天你这个角度我从来没想过,就是中国作家一般不会比较被利用的一种反驳,这个角度我以前没有考虑过。但是如果说,他们为了自我保护,为了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说话,因为很多作家的作品也是有很多话在里面的。

梁文道:当然。

徐晓:比如像莫言这样的作家,我都是很尊敬的。那么你觉得因为他要保护自己在作品中说话的权利,他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你认可吗?

梁文道:我是这么看,你刚才提到莫言,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例子。莫言是几乎从来不就任何公共事务发言的人,到了国外,任何外国记者访问他,关于很多敏感的公众事件,他都不表态,或者就算表态也是支持官方主流的看法。

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在作品里,其实说了些什么。他在作品里其实完全有一个态度的表达,我们可以说他是在用一种对外的、公共事务的不表态,来换取自己在作品中说话的一个自由。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不想去追究莫言的责任,也不会想分析他这么做的对错。

我反而是整件事,可以看得到中国作家群体,或者有关作家制度,甚至这个社会的一种悲哀。这个悲哀是什么,就是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作家,需要通过他在公共事务上的沉默,来保住自己创作的空间。这是个悲哀啊。

徐晓:是啊,但是如果把这种悲哀扩大化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可以放弃我们自己人性中的一些脆弱,就是可以认可我们给我们自己一种宽容和原谅,那么各界都可以这样想啊,也都可以这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作家更特殊。

梁文道:我真不知道。我没办法去判断,因为这是一个内在的张力。这是一条线,你该走这边,还是走那边?但也有一些,我们知道现在阎连科每一本书都出不了,他每一本都变禁书了。

徐晓:对,其实我提出这个问题和我思考这个问题,也是因为我们周围有太多人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就是如果你选择这样的姿态,也许你失去的东西比这样一个姿态更重要,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做价值判断?

梁文道:我觉得这个我真判断不了,但是我宁愿说,这种张力的存在,是任何一个有良心,而且认真的作家,他念兹在兹都要面对的问题。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哪怕在一个完全自由的情况底下,一个作家完全可以被人问这种问题。比如我们可以问一个美国作家,这个社会这么多阴暗,发生那么多事件,你从来不说话,你甚至不写这些事,你写的就是自己幻象的一个小世界,你还有良心吗?我们仍然可以这么问,所以重点不是他到底写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他怎么处理和面对这种问题。

我想起来一个例子,我以前跟贺卫方还特别讲这个例子,因为这个故事我特别有兴趣,就是关于契诃夫。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很有社会关怀的人。他虽然是一个医生,他能赚很多钱,但是他觉得,就像鲁迅一样,他觉得写小说是能够医更多的人的,所以他写的小说总是想谈社会的一些问题。
但他仍然有内疚感,他做一个医生,他赚钱不少的。他觉得自己内疚,他怎么办。他跑去一趟旅程,路上非常辛苦,路上自己差点都病死了,跑到库页岛,西伯利亚外头那个岛,离中国很近。那个岛完全是当年用来囚禁沙皇时代的一些政治犯、重刑犯。

他跑到那个岛,住在那,他就要看那些囚犯的故事,然后要为那个岛写这些事。所有人都不理解,契诃夫你好好的一个短片小说之王,你跑去那,写这么一个完全没有什么文学性的纪实作品,这是干嘛。

契诃夫这个行为,后来有一个爱尔兰诗人写了首诗,形容他当时的状态,我觉得写得太好了。他讲,契诃夫经过了漫长的冰天雪地,西伯利亚的旅程来到了库页岛的第一个晚上,听到了铁链脚铐的声音,滑过石头,听到囚犯的呻吟,痛苦的哀嚎。然后他走的时候,朋友们送他一瓶非常好的白兰地,他一路不喝。他等到这个时候,在这么一个充满苦痛呻吟的第一个夜晚,他开了这瓶白兰地,然后尽情地去享受白兰地的高贵而奢华的滋味。

我为什么喜欢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作家像契诃夫,他天纵英才,但他一直受到的煎熬就是,那么大的才华,我有什么资格享有这么大的才华,我怎么能够无视人间的痛苦。

这些是个隐喻,他要选择救赎自己良心的方法,是跑到库页岛写一个犯人,社会最底层、大家看不到的人,为他发出声音。到了这个时候,他终于觉得他可以纵情地享受自己的才华,就像喝酒一样,我的才华可以出来,我得到救赎了,我觉得我对得起自己了。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所有有良心的作家都要面对的问题,我凭什么可以这么快乐地写,这个张力存在着,我选择哪一端。

我是该每一件事都积极地发出声音,搞到像野夫、阎连科这样,还是说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像莫言、贾平凹。就是你该走哪条路,我觉得大家都有不同的判断,我不能说谁对谁错,但是我希望看到的是,他们都是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徐晓:对,我跟你的感觉一样。在你刚才讲那个的时候,我就想,只要我们心里有这个问题,或者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好了,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人,大家都是一样的行动、一样的行为,这样社会也是很没有意思的,也是不可能的。

梁文道:就怕你不知道这个问题存在,我觉得都思考过、都面对这个问题,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事。

【来源:财新《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