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媒体如何「把事情做对」?

当今中国,经济与社会风云变幻,媒体也迎来了成长、勃发的黄金时期。同处在华文世界里的其他媒体,呈现出怎样的发展状态?在行业操守、新闻伦理、道德承担以及社会关怀等方面,两岸三地的媒体又有何差别?

徐晓:你讲到新闻人要把自己做小,我想我们媒体非常注意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做新闻,最后自己不能成为新闻中心。我觉得大陆也有很多这样的倾向,但是我想我们「财新」很注意这点。你刚才讲的,即使是一个评论家,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态度,我觉得非常好。其实我很想知道,香港的媒体人,你这些年接触大陆的比较多,那你觉得主要有什么样的差别?

梁文道: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去年曾经出过一件事,关于我的事。你记不记得有媒体在讨论一个事,重庆有一个李一道长,就是叫大家辟榖。

徐晓:记得,王菲什么等等的。

梁文道:对,都是他的弟子。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方舟子一条微博说,我都是他的弟子。其实这是假的,我见过他一次,是因为做节目,我那时连他的观到底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后来,我看到中国大陆很多媒体,包括一些很受人敬重的媒体,像《南方周末》,都会写上「梁文道等人都是他的弟子」,还评论,为什么我们这些看起来像有识之士的人,都信这个,谈了半天。

那香港呢,有一本杂志叫《壹周刊》,它被人认为是一个诲淫诲盗,今天的华文世界狗仔队的祖师爷,品味很低。你想想看,《壹周刊》跟《南方周末》,《南方周末》给人的感觉是以天下为己任和严肃,《壹周刊》就是追求销量,不择手段。

好了,全中国这么多有名望、有地位的媒体,每一家都说我是李一的弟子,但是没有任何一家有记者打过电话来问我是不是。《壹周刊》在报这个事的时候,打电话来问我,我是不是他弟子。

我用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就是香港的媒体好像很无聊,讲小八卦,没有那么大的道德承担或者怎样,但是我觉得香港无论再烂的媒体,它们再狗仔,它很看重某些基本的行业、专业的操守或者伦理。《壹周刊》它不会做像《南方周末》那种大题目,它做小的、娱乐的,但是它做这些事,都真花功夫去求证。

你也许觉得它做那些事太无聊,但它是真的。所以我常常用一个英文 来表示,就是我们大陆的问题常常希望「do the right thing」,做对的事情,香港的媒体是「do the thing right」,要把事情做对。你懂我的意思吧?

徐晓: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梁文道:这是差别了。就是说,我们在大陆,我们太关心怎样做对的事情,但那个手段和过程我们有没有做对,这一点我们是不关心的。

徐晓:就是说,它们那么多娱乐新闻有没有经常会发生,比如说某一个明星去告某一个媒体,说你又曝我隐私了,或者你侵犯我的名誉什么,这样的事情多不多?

梁文道:极少。一来呢,它报的还真的有证据,第二就是它们的写法非常小心。比如说,它们说某某某跟某某某好像有什么绯闻、婚外情,它的写法很小心。

徐晓:扑朔迷离,让你抓不住。

梁文道:对,给读者足够的猜想空间,但是又不留下任何尾巴。它是这么写,是非常小心、仔细,甚至某种程度,你可以说是很专业地在操作这个事。

徐晓:香港有很多周刊,你觉得哪一本和我们的《新世纪》比较类似?

梁文道:坦白讲几乎没有。

徐晓:真的啊!

梁文道:这让我非常惭愧,很多年前我就批评过。香港有些严肃一点的杂志,像《亚洲周刊》,但我要老实说,就算《亚洲周刊》,有我那么多熟人和朋友在里面工作,当总编什么的,我仍然会说这句话,他们仍然做得不够好。而像《新世纪》,过去的《财经》,这种杂志当初在香港一出现,我们就觉得是香港应该汗颜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胡舒立,也是今天以前的惟一一次,2003年在香港。那时候,我跟我的上司一起去拜访胡舒立,是很敬佩的态度去看她。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上司是一个华尔街回来的,很高端的,过去做很多上市大集团的财务总监CFO的,他在《信报》也是很有名的写财经问题的一个专家。我们共同的感慨就是说,香港所谓的国际金融大都会,搞了这么多年,天天讲商业、财经,结果没有一本自己象样的财经杂志,很奇怪。

我们大部分的财经杂志都是拍马屁的杂志,就是那种一个名人、一个企业家捐了一笔钱,然后你就让他上封面,赚这种钱的。但当年看到的,当年的《财经》,像现在的《新世纪》那么严肃地在谈论经济问题,乃至于社会、民生、时政,这么严肃、这么用心,那么认真的杂志香港是没有的。我必须这么讲。

徐晓;那台湾呢?台湾是不是整体的媒体情况比香港好一些?

梁文道:我觉得不是啦,最近几年越搞越糟了。台湾以前是有的,时政方面像《新新闻》,财经方面它有个《商业周刊》,它到今天《商业周刊》做得还不错。它有些杂志像《天下》杂志,《远见》杂志有点像。

徐晓:对啊,《天下》啊,有一段时间我们都是想办法看的。

梁文道:做的是好,像殷允芃女士做的也很有远见。可是问题是台湾整个媒体市场是一个很糟的一个市场。在过去十多年,尤其是迅速「恶质化」。很多我们刚才所说的好杂志,它们是硕果仅存,苦苦地在那儿撑持着整个江山。大部分的报章、杂志、电视台的素质掉得都非常快。

尤其台湾的电视是特别糟的一环。我跟台湾朋友开玩笑,每回我去到台湾,我都感觉我离开世界,进入孤岛。为什么呢?它的新闻一开,从头到尾,你不会知道国际上发生了什么事。美国刚刚又龙卷风了,它很少讲。

徐晓:全是八卦。

梁文道:全是八卦,全是岛内的新闻。什么新闻呢,比如那个女主播长得很漂亮,她对着镜头,说,「各位观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屏东县有一头牛,它今天居然生下了一头小牛,是有四只脚的」。

徐晓:她以为它能生下一只猪吗?

梁文道:对对,就是这样。然后是,「好,观众朋友们,广告之后回来,我们关心下一条新闻。下一条新闻更大条哦,今天黑帮大佬朱某某,他的女儿大学毕业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场的情况」。你看得都疯掉了,看台湾的新闻,这帮人在搞什么。

我听过一个很有趣的说法,说台湾。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所有的报纸都在胸怀天下,哪怕那个报纸数量很少,张数很少。你随便打个的,那个师傅一说话就是目前冷战局势怎么样怎么样。

那为什么台湾民主化了,它的媒体变成这样?而且就算传统的严肃大报,也都变得,像过去的《中国时报》、《联合报》,也都是越做越不好。为什么呢?

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它在没有民主化的年代,它由于不能谈自己的事,它就胸怀天下了,爱讲国际新闻。一旦民主化了,就自己家厕所堵住了,这么芝麻绿豆的小屁事,他们觉得是最重要的东西,必须拿来讨论。

徐晓:所以也有个说法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不只是媒体了,包括所有知识分子,都是一个很黄金的时候。就是你有那么多的问题等着你去思考,如果改变了,可能我们就不能承受之轻了。

梁文道:没错,真的是。

徐晓:你甚至让我有一个幻觉,觉得我们应该是最幸运的。

梁文道:是有这个说法。就是我常讲,国家不幸诗家幸。就是说你如果在一个太平盛世,什么问题都没有的年代,不只作家很难写好作品,你媒体,社会没大事,你想想看,没大事,就是讲那头牛生了一个小牛,有四只脚,就来这个了。

徐晓:而且我们可能还会更聪明。

梁文道:对,没错。

【来源:财新《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