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好人

都市时报记者 万丽

Q1:你说过你不喜欢做电视,但是你又一直在做电视。你是如何做到在喜欢与不喜欢的事情之间自如调整自己的?

没办法,就像大部分人一样。就功能来说,我认为电视和报纸、杂志是一样的。我不喜欢电视的一点是,电视会把人的语言、动作呈现出来,就容易出现表演的成分。人们以为看到的这个人就是这样,其实都是虚假的。文字也有可能是虚假的,只是电视更容易虚假。现在电视又恰好给了我一个谋生的手段。我比较幸运的是,我能通过电视做一点我喜欢做的事情,比如《开卷八分钟》,可以向大家推荐书籍。

Q2:你以前用过「饭否」(一种类微博的交互平台),后来没用了。少见你用微博,但看得出来你也观察微博。当下很多人在谈论微博带来的变化,你对微博的态度是什么?

几年前用过很短一段时间的饭否。现在没有用微博,偶尔潜水上去看看新闻和材料。微博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快速传递信息,让人在更短的时间内看到第一手信息。它在一定程度上对公民自我增权很有帮助。这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增长,让公民对自己的能力更加自信,认为自己有参与社会的权利。

但是微博对公私界限的模糊是我不喜欢的。大家在微博上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日常生活。比如在国外比较流行脸谱(社交网站FaceBook),有的老板想要聘用某个人,要先去看他的脸谱,上面如果有一些关于他以前犯错误的信息,便拒绝录用。微博也一样,使得每个人都是透明的,那就表示,最后要么要求所有人都是完人,都是道德无缺的,要么就得大家做了任何错事都无所谓。

同时微博在中国有一个特点,把关注者称为粉丝,而很多人非常关心自己有多少粉丝。其实我关注某个人只是想看看他在讲什么,但是并不代表我是他的粉丝。它背后大概说明,在这个年代,每个人都想被人看到、被人关注。而在淘宝上居然还可以买粉丝,我觉得中国人想被人关注已经想得有点过头了。西方的微博是推特,但是推特是很平等的交流工具。中国的微博则通过加V等方式,把一些名人摆在突出位置,这是完全违背了平等理念的。

而网络上许多真正想帮助人的人,总被怀疑是为了炒作。为什么这么多人想出名,我实在不知道。这太有意思了。

Q3:你说微博对公民增权有帮助,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更大的潜能?

那当然有。比如免费午餐活动,基本是从微博上发起的。可是我为什么要强调它对公民自我意识的增长和自我增权的作用,而不谈太多它实际带来的改变呢?是因为我觉得,现在一个越来越奇怪的现象就是,改变越来越难以发生。

在前几年,很多主流媒体报导了一些东西后,大家关注了,说不定会带来一些明显的改变,最明显的就是当年的孙志刚案。可是我注意到在过去两年里,虽然微博兴起,大家关注的东西多了,而且关注的力度好像比以前一份报纸的报导更大。以前报纸报导出来,我们并不能看到公民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然而今天一个事件出来,微博上能很明显地看到很多老百姓的愤慨和想法。理论上他们应该会制造舆论,形成一定的压力,可实际上大家看到的是,很多事情最后是不了了之的。

没有微博的年代,大家关注一件事,相关部门反而有些紧张。可是现在,无论你怎么说他、怎么骂他,他懂得自动屏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微博能带来什么改变吗?

Q4:你是否能理解当下大陆许多年轻人中存在的一种漂泊之感? 

可以说能理解也不能理解,因为我也是在漂泊之中。我现在回头看我小时候在台湾长大的地方,变化也非常大,今天的台湾也不是当年的台湾。但是另一方面,我没有太强烈的家乡感,所以也就少了那种沧桑感。

Q5: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愤怒?上一次让你生气的事情是什么?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感到愤怒。本来我也不是太愤怒的人,现在好像变得更加远离愤怒,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上一次生气是看足球。一次是看到中国队输了,一次是看到阿森纳输了。这是最让我激动的事情了。

Q6:你为何会信佛?宗教信仰带给你最多的是什么?

学佛的理由,说简单点,只不过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好人。我做人做了这么多年,存在很多困惑,该有什么改变、该做什么事情,因为懒惰而没有去做,我觉得我需要一种修行的方法来让自己变化。佛教带给我的就是皈依,让我在那么多的问题中找到一种安定的方法,像家一样的地方。

Q7:香港出生,台湾长大,又回到香港,近年频频工作在内地。哪里是你的精神归属?

我的归属或者身份认同与地方没有太大的关系。华人聚集的三个主要地方我都呆过,所以就使我比较认同一种华人的文化理念、华人的身份,而多于某个地点的身份。如果最后还是要说一个地方,我可能会说是香港,但是这对我来说并不是太重要。

Q8:你曾在《被框住的人心与人性》一文中提到,「问题恐怕并不在于这些人『泯灭良心』,而在于他们的良知被框限住了,他们没有本着人性去判断的权利」。如果这种权利长期被框限,会产生什么后果?

我们已经看到后果了。我们应该都还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让国人惊呼,我们的公民意识觉醒了。可是三年过去,今年讨论得最多的是,一个老人跌倒了该不该去扶。这三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的答案就是,没错,三年前公民意识觉醒,很多人的热情被激发起来,但是公民行动力仍然被压制。另一方面,我们对任何言语都不相信,都保持距离,尤其是对那些特别美好的言语、那些表达出很有价值的言语保持距离感。这是非常大的危机,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再有根本的信任,人和人之间完全变成最简单的利益的计算和考虑。

Q9:你有一篇写高锟先生(世界著名华裔物理学家)的文章,让人印象深刻。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是否有一批优秀的老师无形中对你产生影响?是不是经常有人期望你成为他们的人生导师?

当然有。其实我对青年人总是希望被人引导这种现象是很抗拒的。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太正常的地方。

我去很多地方演讲,都有很多年轻人跟我说:「梁文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什么才是正确的人生方法。」在他们的思维里,已经假设了好像真的有某种正确的方法或道路,又假设了好像有人知道这种正确的方法和道路,第三,他们又假设了自己可以被引导向这样的人生道路。但是其实这三种假设都是很荒谬的。我没见过有第二个国家的年轻人像中国年轻人一样这么渴望被引导。这有什么好引导的?年轻就在于有太多的可能。恰恰应该是整个社会反过来需要年轻人引导。

乔布斯那一代的美国年轻人,当年躲在家中,根本没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没人知道他们的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后来事实证明,人类社会就是被这样一群年轻人给引导的。

我觉得这和我们的教育和整个社会都有关系,我们总是习惯引导,比如社会舆论需要引导;比如老百姓看娱乐节目太多了,都要被引导。

Q10:你曾说:「年轻的本质在于浪费,毕业为什么就一定要工作、一定要买房?」但是很多人不会因为你这么一句话就变得豁达起来。是否有讨厌的某一类书籍?

这不只是人生态度豁达不豁达的问题,而是我思考中国现实后得出的结论。今天的年轻人都觉得,他们要工作、要买房,用一辈子的积蓄来供贷款。他们都觉得这些是需要的,做人必然要经历这个阶段。可是我们会想,五年前、十年前,中国的年轻人就没有认为房、车是必要的,他们不会把结婚和车、房捆绑起来。当下中国变化这么快,如果中国每隔五六年就有这么一次巨大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变化,我们如何可能就只凭着过去五年的生活经验,就得出人一辈子必然要做的一个规律呢?可怕的是,现下我们认为「做人就得这样」的观念,居然仅仅只是从过去五年的生活经验得来,这个样本太小。你怎么知道过了五年、十年后,中国又会变得怎样?

我期望大家(年轻人)都能够更加的独立。不要急于去表达,不要急于去成功,给自己足够的成长空间,给自己多点发呆的时间。

讨厌的书没有,我只有不看的书,比如一些讲成功的书籍。我也不是不看,有时候我翻翻看,去研究他们都在说些什么、为什么会这么说。

【来源:都市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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