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为甚么我不看电视

曾经去过一个学术机构向公众演讲。负责主持那次活动的,是一位年轻学者,他一见我就说:「没想到你居然要讲文学。还好,最初我还以为你会谈电视呢。」然后同一番话他重复了大概三、四回,最后一次是在台上,他对听众宣布:「大家可能都看过梁先生的节目,今天大概也是为了他这个电视主持人的身份而来。可是我怕大家要失望了,因为今天他竟然不谈电视,选了一个相当严肃的文学课题。」为甚么他会以为我要「谈电视」呢?难道一个做电视节目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把电视这一行当作谈资?

当然我明白他的意思,只是他没说出口而已。

我有一个同行,或许是全中国最有名的娱乐节目主持人。每回见我们都不「谈电视」,因为可谈的东西实在太多。他写书法藏旧纸,喜欢把玩烟斗草帽等一切美好事物;为了了解传统匠人手作工夫之不易,他甚至花了许多时间学钉木桶。他总是能吓人一跳;知道我学南传佛教,他便从书宝中取出一册泰国高僧阿美查的著作,而且还是在香港一家连绝大部分香港人都不知道的冷僻书店购得。

这位朋友参加过一场在北大举办的「南音」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和商人(准确地说),是『有志推动南音文化的文化商人』)也不客气,尽拿他开玩笑,说的大概是俗人如他也有资格讲南音,这门高古艺术如何不衰的话。偏偏他真懂,有板有眼地分析起一阙老曲的结构妙处。于是底下青年学子欢声雷动,戏弄他的专家脸上一罩阴云。

又有些时候,我坐在飞机上,旁座可以不动声色地拿起相机凑近猛拍,不必解释也不用先请问些甚么,彷佛我是景板。我在街上和人说话,对面走过来的人可以用高了八度的声音模仿我刚刚说出口的一句话,然后「嘿嘿」一笑扬长而去。为甚么?因为我是做电视的,我是个人人可戏的戏子。

当我说我们做电视的人恍如戏子,我没有任何怨言;恰恰相反,我自己就很厌恶电视,说不出的厌恶。

我一向不喜欢翻看自己写过的东西,更不喜欢看见自己做的节目。每次碰巧打开电视看到自己,我都马上转台或者干脆关机。我不晓得其他同行会怎么样,起码我以为一个人老照镜子是有病的。

我讨厌电视,讨厌自己干的这一行,倒不是因为它「低俗」,而是因为我了解这一行有多么容易沦为演戏。演戏自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常常假装自己不是在演戏。

新闻主播(特别是台湾的新闻主播)常常在串接上一条新闻与下一条新闻的时候使用「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句话,似乎他真的很关心利比亚内战的最新进展与华东水灾的失所灾民。

节目主持人老是对着镜头向坐在家里的观众打招呼:「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在我看来,单单这一句话就已经说了两个谎:一、那些观众你根本不认识,他们又怎么会是你的朋友?二、他们连你的朋友都不算,又怎么说得上是「亲爱的」呢?

最坏最坏的,就是像我这种所谓的「评论员」,说起话来好像头头是道甚么都懂,久而久之甚成了「意见领袖」、「舆论代表」。实际上,我们更像是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所嘲讽的「快餐思想家」,以熟练的电视语汇操演代替了严谨慎密的理性推论,将一己意见包装成言论市场上流行商品般的「知识」。

这种坏,就坏在伪装出一套看起来有交锋有辩论的假公共领域。在大陆,更有假扮敢言以博掌声的戏码,正好应了那句顺口溜:「我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党准咬谁就咬谁,能咬几口就几口」。

我在电视这一行做了十几年,几乎每一天都要和这种结构上的演戏倾向纠缠搏斗。我不喜欢看自己的节目,不喜欢看自己的节目内容被转成文字纪录,也许只是因为我害怕,害怕十几年下来才发现,我始终是个戏子。

【来源:a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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