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这顿大餐吃不消

很有可能是我的错觉,但我真的感到「圣诞大餐」这四个字在香港已经渐渐少有人用了,尤其在比较高档的场合。过去几年,我听到的常是「平安夜晚餐去边度食」,或者「今年圣诞食啲乜」。小时候常常在街上看见的「圣诞大餐」似乎只留存于快餐店和茶餐厅,自恃身份较高的地方都不再爱以「大餐」做招徕。说来也是,对少部分有消费能力的人而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要高兴只要有胃口,哪一天不能吃全套十道菜的大餐呢?他们现在唯一要担心的,是吃得太好,吃出了毛病。

从前,大餐是一种渴望。无论是中国人的农历新年,还是西方人的圣诞(圣诞这天原是古罗马人祭拜太阳神的日子,一样蕴含了丰收过后休养生息的意思),我们都在期盼一顿过于饱足,因此也远远超出消化能力所及的盛宴。这股渴望的重点还不在于食物的质量,而在于其数量所激发的想象;因为它的过度,我们才能联想到「有余」、「不尽」乃至于无限。农耕社会太需要这样的安慰了,因为匮乏与饥饿是恒常的威胁,天地不仁,世事无常,谁都不敢确定明年的庄稼是否一定收得到。这也就是为甚么农耕社会要比游猎部落更容易发生战争的原因。在那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人看来,既无恒产,也就没甚么是值得捍卫的了;反倒是农耕村落,一天到晚担惊受怕,深恐花了莫大气力去维护照看的农畜会被人掠夺抢占。无论如何,我们是回不去的了。我老说采集游猎的好处,也不意味着我很渴盼先祖的生活。可是,人类的身体却始终顽固地留在过去,不管我们活得有多现代,基本却还是石器时代的基因,跟不上文明演化的步伐。

最近读到生物学家韦尔斯(Spencer Wells)的《潘多拉的种子》(Pandora’s Seed),里面讲了许多人类进入农耕时代的后遗症,其中特别有趣的一点,是某些现代慢性病出现的原因原来也和改游猎为农耕相关。比如说糖尿病,韦尔斯引述另一位研究人类基因的专家说:「目前所谓的疾病是由环境所造成的。如果说你的基因原本是在物质匮乏的艰苦环境下开启,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贮存所有进入体内的养分,那么当人类社会转变成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型态,养分供应变得充足,那么那些对养分贮存不太在意的人,将会受到(疾病)青睐。」倒不是说采集者和猎人一定比农民吃得糟,而是两者的食物基本不同。在农耕社会里面,糖和淀粉占去食物比例的一半以上;可是人类的基因仍然保有旧石器时代的特色,根本用不着这么多的糖与淀粉,吃得多也就是多余了。假如我们仍然每日种地,大量劳动,这些热量倒还消耗得掉;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动了。

最好的例子是太平洋上的萨摩亚人,这个群岛的居民以两样事情闻名,一是盛产横纲级别的相扑高手,二是糖尿病病发率举世最高。想想他们的先人,有本事在太平洋的巨浪中划着小舟四处打渔迁徙。在那种情况下,惟独拥有节约型基因,能够以极低热量消耗率去剧烈运动的人才能赢得天择的优势。再看看他们的现况,日日大嚼午餐肉罐头(Spam),过着美国人的饮食生活,以其基因之优秀,能不吃出糖尿病吗?我们出门以车代步,在家享受冷暖空调,甚至可以随意享用祖先们想象不到的「大餐」,只不过这副身体太过古老,无福消受这所谓的大餐。

【来源:饮食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