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模式

今天的中国读者认识傅高义(Ezra F. Vogel),大概是因为他写了本《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而30多年前的老读者瞭解他,是因为这位哈佛教授出了本《日本第一》。回想起来,那真是本了不 起的乘浪之作——不是“逐浪”,是因为当年大家都晓得日本的厉害,但不晓得它后来会厉害成这个样子。傅高义在日本还未跑到第一而已有这股势头时,预示了它 的走向;结果之后日本果然成了大家效法的对象,傅高义本人也成了全球竞邀的“趋势大师”。这难道不是一次经典的“乘浪”示范吗?

我甚至把《日本第一》看成一种模式,一种学术研究与话题生产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特色之一,是要在大家正惊讶于某个国家和地区的表现时,率先以清晰 的概念和语言归纳出它的成功之道,总结成一套兼具描述和解释功能的“模式”,界定了讨论的框架,使得后来者无论赞成与否,都离不开作者给出的模型。其更大 的特色和魅力,还在于除了单纯的描述和解释,又多了一层指导现实的教化作用。因为这套模式是可以学习的;就算学习不了,起码可以参考。正所谓“他山之石, 可以攻错”。

《日本第一》最奇妙的地方,是它不只吸引了美国人(也就是傅高义原本预想的主要读者和教化对象),还吸引到了它所描写的对象,也就是日本人自己。 日本人从来着迷于“日本人论”,喜欢看人家怎样谈论自己分析自己。自从《菊与刀》以来,几乎所有外国人写日本的书,最大市场就是日本。傅高义的书一出版, 日本人真是高兴得不得了,真以为自己可以顶着第一的头衔,跑去教训其他人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最威风的时代,他们甚至喊出了“买下美国”的狂言。那年 头的日本官商一手拿的是美金,另一手拿的恐怕就是《日本第一》。

《日本第一》不只把日本变成了模式,它自身也成了人人效仿的模式。越南经济突飞猛进的那几年,有人为这“第五小龙”著书立说;冰岛成为奇迹的那段 时间,也有人撰文推行“冰岛模式”。当然,在印度和巴西的GDP还未像今年表现得这么不理想的时候,也有很多书总结过它俩的成功之道。几年前,颇受国内 “新左派”学者看重的马克·里欧纳德(Mark Leonard)也写了一本介绍中国的小书,其中不乏对中国某地“审议民主”和正在创造“中国道路”之智库的叹服。对了,同一个里欧纳德,他更早的一本书 叫做《为什么欧洲会领跑二十一世纪》。

发明模式,指出道路,乃是不少知识分子的最大诱惑,尤其是人文社科学者,尤其在这学术出版全球化的时代。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今天有个墨西哥学者 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美国民主困境,你会感兴趣吗?如果他写的重点是墨西哥社会的独特条件,并且以此检视和批评主流民主化理论的不够周全不够普世,行内人大概 就要觉得有点意思了吧?又假如他有本事上溯阿兹特克帝国的历史,把古时杀人取心的献祭说成是别有深意的伟大发明,再连接到墨西哥长年一党独大、贫富分配不 均的近况,硬把它说成是不同于西方的了不起的“墨西哥道路”,恐怕你我都想马上看到此书的中译,并且觉得这是挑战“西方话语权”的伟大尝试吧?

一套模式不只可以扭转许多落后地区学者长年感到的不平,过了把“我也有一套”的瘾,还能让他们引人注目、扬名立万。除了满足知识上要有创见的野 心,擅长预言趋势多于准确理解现状的模式大师,还会被一些国家奉为上宾,因为喜欢听人好话、喜欢为自己添彩的,绝不止日本。某些情况下,模式更是证明政 绩、表达自己很有视野的好办法,对外它能起到政治公关的宣传奇效,对内则能说服人民以增加统治的认受性。这便又击中了知识分子的另一死穴,那就是喜欢当国 师,想在智识上指点政治人物去指点江山。如此一来,喜欢发明模式的知识分子碰上了喜欢发明模式的政客,干柴烈火,不啻现代历史上的另一种“模式”。

可惜模式来得快去得也快。当年《日本第一》出版了十多载,日本才碰上了“失落的20年”。此后各种模式时效的速度便呈递增态势,模式书出了没多 久,它要谈的模式就已告破产。世界变了,学问也变了。在黑格尔的年代,哲学的问题是它总是来得太迟了;在我们这个年代,哲学的问题却是它总是来得太早。

【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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