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抛弃殖民体制香港才有明天

——香港:一项未完成的计划‧三之三

多少今天香港面对的问题,其实早在1997年前就已出现,只是当日的社会弥漫一片盲目的乐观情绪和自我肯定的梦呓,遮盖了已经存在的病征,或者早就开始溃烂的疮口。当时香港人自我庆贺的情绪其实是恐惧九七回归的自我防卫心理造成,大家面对回归感到极度的不确定,不知道明天会是个什么模样,所以反过来肯定今日拥有的一切。认识到港人这种「信心问题」,中英双方遂一再保证香港在九七之后一切不变,不只生活方式不变,而且制度也都不变。更奇诡的是,为了彻底保证这种不变,香港特区的根本大法《基本法》干脆把香港战后数十年在历史中不断调适改变形成的殖民地体制凝固下来,保存在50年不变的时间囊之中。《基本法》这种出于临时政治考虑的设计,在公务员减薪问题上完全暴露了它的缺陷(据说《基本法》是特区的小宪法,世界上又有哪一部宪法会列明公务员的收入不变呢?)。但它更大的问题是在法理的程度上限制了香港真正解殖工程的开展。

比如说今天我们谈香港的贫富差距问题,似乎它是个突然之间从天而降的灾难。其实早在殖民地时期,早在所谓香港的黄金年代,反映收入不平均的坚尼系数就已不断上升(从1971年的0.43到2001年的0.525)。根据吕大乐、王志铮和黄伟邦等学者的研究,香港社会的阶级流动性也一直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开放。从事体力劳动的低下阶层要上升至服务阶层的长程流动机会,事实上十分稀少。「只要肯搏,香港处处是黄金」的想法,与其说是事实,倒不如说是意识形态,它之所以被接受,是香港经济起飞的受益者夸大自我经验的结果。而部分富豪白手兴家的神话,更是在传媒之中传诵不已,不过,如果李嘉诚的例子真是那么有普遍性的话,他也就不会成为独一无二的神话人物了。而九七前处身低下阶层,分享不到太多经济起飞好处的市民,则因为目睹成功人士的故事和主流社会「成功靠自己」的意识形态,要不是自卑自怨,要不就是对自己也会有上位的一天抱乐观期盼。

如今的贫富差距确实比九七之前严重,但这只是原有病况的恶化,而非健康躯体的突然染病。同样地,现在为了要治理它而要付出的重大代价,也是因为过去对它的忽视。全面的高等教育投资不足,强制的退休保障来得太晚,是之前我在此谈过的。除此之外不可忽视的,还有对劳动市场的保障。直到今天,香港的雇主仍然可以不服从命令和行为不当解雇员工,而员工则要在法庭上证明自己没有过失。与此同时,香港的工会没有集体谈判权,为工人争取权益的能力受到极大限制。另一方面,香港也没有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使得香港人的工作时数远超其他先进地区,收入却没有基本的保障(讽刺的是,很多反对设立最低工资的人士同时谴责有人「滥用」综援,似乎看不到其中的矛盾)。这种情被认为是出口导向的香港经济成功之道,因为它使香港的劳动市场能够配合国际化的竞争环境。而这个成功之道绝非偶然,乃殖民政府有意配合所致。

殖民地政府一直有亲商的倾向,所谓「积极不干预」的原则,就是最佳的例子。赵永佳的研究就曾正确指出「积极不干预」来自殖民地政府有限的财政能力,而政府财政能力的有限正是出自商界反对增加税收。这种不利于工业和中小企业发展,但有利于金融及地产业的原则,竟被死死地写进《基本法》,变成「小政府」和「收支平衡」的指导精神。难怪现在政府要发展创意产业,也不能像南韩那样投入大量政府资源,而是又弄个什么务虚的委员会了。

「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现在是香港的热门话题,但它也绝非什么新鲜的现象。早在殖民地时代,行政局非官守议员的工作会议甚至会在太古或汇丰的大班办公室举行,那更是赤裸裸的「官商勾结」。殖民地的管治原则就是把香港非政治化,使它在统治上不需要面对一个成熟公民社会产生的种种诉求及压力。同时英国也不想在财政上负担香港,因此更加鼓励它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纯经济城市。在这些大原则底下,英国在香港施展了典型的殖民统治手段,那就是笼络一批「商界精英」,或者委任他们当议员,或者请他们出任各式各样咨询架构的顾问和成员。准确点讲,正如顾汝德(LeoF.Goodstadt)在其近着《UneasyPartners》所说,「商界精英」不只是商人,还包括了律师、会计师等与商界关系密切的一众专业人士。殖民政府一方面相信这批精英能够反映社会上不同阶层的诉求,更重要的却是要透过把握他们来控制香港社会。

这种吸纳精英的手段在刘兆佳和金耀基等学者的研究之中,成了香港社会稳定的美丽理据,把政治上的可能纷争化成行政上的技术问题,推迟了真正民主化的进程。直到今日,仍有不少「保守派」相信这些偏重商界精英的立法会功能组别、区议会的委任议员、各种由极小圈子产生的咨询架构和法定组织,要比全面普选产生的民主政府更有效更「均衡」。可是如果回头细看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历史,就会发现像印度和斯里兰卡等殖民地,早在1930年代就开始有限度的民主选举了。香港之所以成为最后一个引入选举的殖民地,是因为香港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没有背弃对中国的民族感情,使得港英特别惧怕民主制度会成为中国势力得以渗入的木马,故此它宁愿信任一批比较「忠贞」比较受控

的精英。历史之讽刺莫过于此。

「官商勾结」或者说「精英集团统治」,不是特区新现象,而是殖民政府的惯技,现在则被视为「行之有效」的原理而延续下去。但特区和殖民地还是有个根本分别,那就是以往的港督来自遥远的伦敦,现在的特首却干脆由精英集团组成的800人选举委员会产生,这简直是在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来源上确认了「官商勾结」。今日还有很多商界精英跳出来,藉着数码港和西九文娱区事件发炮指摘「官商勾结」。这不表示这些精英大彻大悟,反对殖民地式的「精英集团统治」,只是说明了特区政府在摆平精英集团内部利益分歧的手段上不如港英。换句话说,何鸿燊等人不是反「官商勾结」,只是反对分赃不均罢了。

总而言之,香港的问题根源不是什么「时代精神」,更不是港人不信任中央的心态,而是它的体制仍然保留在殖民地年代(以上所说还只是其中一端而已)。虽然当初保留这些体制的理由之一是为了解决港人的信心问题,但今天它却造成了实际困境。如果我们不抛开长久以来的意识形态,彻底反省并且改造香港的殖民体制,香港不可能有真正的回归、真正的明天。

【来源:明报-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