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一次失败,就是永恒

巴西最了不起的创作家罗德里格斯有句广被传诵的话:“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不堪回首的全国灾难,例如广岛核爆,我们的灾难,我们的广岛,就是1950年输给了乌拉圭”。在巴西,这场灾难甚至还有一个专有名称;而且很奇怪,就连讲葡萄牙文的巴西人都习惯用西班牙文去拼读这个名词,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显示其特异与重要;那就是足球史上最有名的一场败仗:“Maracanazo”(‘马拉卡纳惨案’)。

关于那次世界杯决赛的记述,是如此地丰富,又如此地生动,乃至于看多了之后,就连我也好像亲临过现场似的。

1950年7月16日,巴西人早已做好了夺冠的准备。赶在世界杯开赛前完工的马拉卡纳球场是全世界最大的球场,可以容纳十八万三千名观众,这天却涌进了二十万人,是当时里约热内卢成年人口的五分之一。而里约热内卢的市长则在开赛前的演说赞扬巴西国家队队员:“球员们,短短几个小时之后,你们将成为世界冠军,将受到数百万同胞的欢呼!你们的表现证明你们是不可战胜的!你们将击败任何一个对手。请接受我向你们──胜利者的致敬。”虽然比赛还没开始,但巴西就已经给自己加冕了,那几乎是他们全国的共识。当天发行的一份早报甚至以“世界冠军”为标题,登出巴西全体球员的照片,遂一介绍这批英雄的背景和来历。球场内,二十多块颁给冠军队成员的奖牌早已刻好了名字,专门为凯旋而奏的颂歌也早已放进广播程序,全场球迷兴高采烈,老早就开始了自己的庆祝派对。

下午4点33分,乌拉圭翼锋吉贾(Alcides Ghiggia)闯进禁区,出人意料地果断射门,把比分改写成二比一。巴西电台的足球评述本能高喊:“gooooooolll!!!乌拉圭进球!”过一会儿,才缓缓回过神来,自言自语地不断问道:“乌拉圭进球了?”那一球,有人形容为巴西版的“甘乃迪遇刺案中的子弹”,几十年后犹被反覆慢镜播放,以解其中玄机。根据Alex Bellos的《Futebol: The Brazilian Way of Life》,射进这球的吉贾在2000年受邀去巴西访问时,还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当他把护照交给检查人员之后,那个二十多岁的小女孩盯着他的护照看了半天,然后问他是否就是“那个吉贾”。吉贾觉得很奇怪,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一个年轻女子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然后,她把护照还给吉贾,对他说:“每一个巴西人每天都会记住那一年”。

的确,那种场面一定很难叫人忘记。坐了二十万人的球场在一瞬间陷入死寂,静得几乎可以听见蚊子飞过的声音。听说唯一的小骚动,来自于看台上一群观众要抬走一个心脏病猝发的球迷。赛后,慌乱的国际足协人员早早逃离,留下雷米捧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座金杯,孤零零地站在场上。手足无措的雷米,据他自己的回忆,简直是像对待解除了保险锁的手榴弹似的,把奖杯塞到乌拉圭队长的怀里,然后转身就走。而这帮乌拉圭球员,不敢庆祝,不敢狂吼,不敢跳跃,也没有经历任何仪式,草草照了张相就赶紧上车回到酒店。此时,不只里约热内卢,就连整个巴西,都变成了一座无人游逛的坟场。

David Goldblatt在他的新著《Futebol Nation》里面提到,公元二千年七月一份巴西大报的运动专刊,纪念的不是1970年比利率领的那支巴西队夺冠三十周年,竟是“马拉卡纳惨案”五十周年。可见无论赢过多少届世界杯,五星巴西始终无法摆脱那场梦魇的缠绕。

巴西人和足球的关系就像鱼和水一样,密切、自然。很多酒店渡假村都有五人足球场,正如中国人自己经营的酒店渡假村必须要有麻雀房和KTV。如果你在丧礼之中看见棺木上头贴了某家球会的队章,不必惊讶,那是巴西球迷表达忠诚的方法;生是这支球队的人,死也是这支球队的鬼。更不用提那些在陋巷之中赤脚踢球,直到夜色昏暗了球影也还不愿意回家晚饭的小鬼。“因为足球就在他们的血液之中”;这是巴西人和非巴西人都喜欢重复宣说的陈腔滥调。证据就在那件黄色的球衣,无论对巴西还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而言,它都要比巴西国旗更能代表巴西。只不过,这件球衣是在“马拉卡纳惨案”之后才换上的,当年他们穿的还是白色。

黄色和巴西足球的联系并不是天生的。巴西人和足球的结合也不如想像中的那么自然,有些论者认为,那是执掌政权十多年的独裁者瓦加斯(Getúlio Vargas)的功劳。因为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就发现了体育和政治之间的奥秘。没错,那时候的巴西人已经十分迷醉足球,可他还要为这股热潮加把劲,不只在全国各地大兴土木建设球场,还一再在官方宣传里头把人民喜欢的这项运动说成是国家的象征。一方面,他吸纳了某些学者的讲法,把巴西人舞蹈般的足球踢法形容为独特民族性的体现;另一方面,这套欧洲人从未见过的足球风格又确实厉害,开始慑服第一世界的球迷,恰好可以当做国家进步,走向全球的标识。

足球球会也好,桑巴嘉年华会也好,全都在瓦加斯掌权时期逐步发展成一张覆盖全面的社会网络。大型球会不单单是球迷聚会的场所,还能为他们提供教育、医疗、福利等各种社会服务。于是一座城市的市民就能以不同球会的会员身份各安其位,而这些球会的上层则都在统治阶级和精英集团的掌握之中。换句话说,足球简直就是当时巴西城市社会活动的核心。

1945年政变上台的瓦加斯倒在了新一轮的政变之下。新上台的领导人推行新宪,启动了有限民主化的脚步;但他们对足球的利用则一沿旧习,并且有增无减。由巴西主办的世界杯,就是他们最好的机会。为甚么要在里约热内卢修筑马拉卡纳这座全球最大的球场?就和北京奥运要有“鸟巢”一样,它是巴西大国崛起的明证。其实那时就有清醒的媒体批评,指责这些为了世界杯而盖的工程劳民伤财,还不如多建医院来得实际。可惜那时候大多数的巴西人洗脑洗得太深,不如今日明白,身为球迷的意识掩盖了身为公民的自觉。所以里约热内卢足协主席居然敢公开放话:“盖球场要比盖医院还有益。”他一点也不用担心市民的唾骂。

“马拉卡纳惨案”就是发生在这样的社会条件和心理背景底下,那是巴西头一回主办“国际盛事”,那是全球最先进最气派的球场,而且他们还要在这座球场里头登上世界(至少是足球世界)的王座。更不要忘记那还是巴西民主化的春天,一切都是新的,巴西人很有自信的理由。

现任乌拉圭前锋苏亚雷斯在他不咬人的时候,其实还是很清醒的。他曾说过:“足球和政治的边界在拉丁美洲是模糊的。由于国家队的失败而倒台或者被推翻的政府,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通常我们都会以为,被足球拖垮的,大概都是通常把运动当做意识型态的独裁政权。可惜这一回,受到打击的却是正在牙牙学语的巴西民主。“马拉卡纳惨案”之后的第二年,瓦加斯竟然在普选之中重新登场,当了三年总统。据说是受创太深的巴西人怀旧,怀念那个非常有秩序的老好时代。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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