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梁文道谈香港的新一代

严飞:对于香港的代际划分,您持有怎样的想法?

梁文道:其实在香港代际划分这方面,我的想法跟吕大乐、陈 冠中没有太大区别。几乎与他们同时,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写的更多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例如香港政坛里面的代际问题。2009年,政治委 任的副局长谭志源出任香港的特首办公室主任,当时的年龄是45岁。特首办主任相当于白宫的幕僚长,此后,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在内的香港很多媒体,都评论说他 靓仔,年轻没经验,如何能担此重任。为什么一个45岁的人做特首办主任都还说他是靓仔呢?英国的David Cameron当首相的时候也是45岁,奥巴马2008年当选总统的时候也不过才47岁。而另一方面,我的一些朋友,选议员选了20年,都快50岁了,至 今仍在做区议员,我觉得香港政坛的老化,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因为他们上面还有一批人,那批人永远会得到媒 体最多的曝光、最多的关注。这批人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出道了,你不可能期盼这个时候让他退隐江湖。的确,下一代人的经验比不过他们,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的差异呢?因为只有那个年纪的人能够跟一些社会的官商名流来往。一个区议员只能到茶餐厅,而掌握实权的上一代人说不定在半岛、在文华,你出入的场所,你来 往接触的人群是不同的。一个区议员去找李嘉诚,他是不会理你的,一个立法会议员去找他也许会接你的电话。上一代人的确掌握了各行各业的人脉资源,这是年轻 人永远不会有的,年轻人由于一开始就没有,后来就更不会有,他只能永远浮沉,永远不会有处理大问题的经验。

其实这在香港别的领域也是一 样的。比如说一个媒体人,二三十年前就当了报纸总编辑,现在他还是在当报纸总编辑,也就是像陈冠中所描述的香港的大爆炸阶段。其实大陆也会这样,现在去看 大陆的很多报纸、杂志的总编、社长,很多都是三十多岁。因为它现在正处在大爆炸阶段,而香港的大爆炸正好是在二三十年前完成的,那段时期,需要很多空间、 机会,上一代人在这样的时间点上去,掌握了资源和人脉,自然不会轻易地离开。

严飞:在您看来,过去的几年里,在香港这一代的年轻人身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梁文道: 这几年的香港,我看到最正面积极的变化就是香港年轻一代很有朝气,很有希望,尽管他们不知道前途是否乐观,但他们想改变香港。这是因为“九七”后香港面对 过好几次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危机,比如说“非典”等,这么多事件,加上香港本土愈来愈大的贫富差距,使得愈来愈多的年轻人开始问香港到底怎么了?香港是谁 的香港?

香港在变,在重新怀疑过去,重新定义什么叫做香港。在这个变化的过程里面,主力就是这群年轻人。他们不再相信过去的成功模式 ——上一辈的人或者我这代人努力念书,好好工作、努力往上爬,你有机会又聪明,总有一天能登上社会最顶端。即使做不了李嘉诚,也可以做李嘉诚之二或其副手 之类的。这里明显蕴藏着一个社会向上流动的阶梯,但现在的年轻人觉得这个阶梯并不存在,就算有他也不想遵循这个阶梯往上爬。他们觉得你不可能登上顶端,一 种垄断的差序格局已经形成。

对于政治也是一样,以前香港的年轻人对政治很冷漠,只想着如何赚钱。但反观今天香港的年轻人,他们对政治浓 厚的参与性却大过以往任何一代。因此,这些年轻人会有很多横向的联结,你也会经常看到现在好多艺术家都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今天的香港,你从事文化创作就 意味着你必须要参加社会运动。

严飞:确实如此。我们看到,这一代的香港年轻人,他们在保卫天星、皇后等诸多社会运动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心态要比上一代更加开放,也没有太多行动上的顾虑,对于本土文化情感有一种爆发趋势。

梁文道: 这一代人,他们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是直接受香港意识冲击的那一帮人,而我们这一代就受到了香港意识的冲击。所谓香港意识,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香港人 开始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开始意识到香港与大陆不同。曾经我们这一代人,觉得香港是最厉害的,除此之外,谁都看不起,甚至连伦敦都不放在眼里,更不要说大陆 了。我们经历过所谓的香港黄金年代,经济发展最旺,楼市、股市天天上涨。我们前二三十年的那代人生活在港英时期,而25到35岁这一代不一样,他们所处的 时期,香港已经回归中国,他们对港英殖民地没有我们那么强的感情或者是生活经验。他们长大、工作的时期,已经是香港由盛而衰的阶段,其实这帮人更加不应该 排斥大陆,因为他们有机会看到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的初步成果,或者在文化方面,他们能看到很多大陆的杂志,我们当时还只是看《号外》。所以从这层意义上看, 这一代人应该比我们更内地化,但最终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反而是我们这一代人会经常跑去大陆,他们现在却更强调本土性。我觉得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也是合乎逻辑 和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在文化领域,在香港做了十几、二十几年甚至更久,觉得已经没什么可以做了,或者做来做去都看不到出路在哪里, 就索性离开香港,或者即使不离开但也不会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香港,但是下一代人呢,他们不是这样想的。

严飞:是否这一代香港人愈是看到香港与大陆不同的地方,就愈想强调香港的特殊性?

梁文道: 不只如此,他们会反省香港一直以来的逻辑。什么叫香港的逻辑呢?譬如说码头拆卸,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十多年前就没什么大问题,而保育运动也只是这十年间才 流行的,甚至不是十年,是这五年甚至更近的时候。以前想拆就随便拆,香港就是这样,为什么可以随便拆?因为拿地盖楼发展经济,是天经地义的、很逻辑的一件 事。香港的生活方式,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上的,我们那一代人主流上是不会去攻击、不会怀疑的,我们想发展文化,但是真正要改变这个社会主导逻辑的这 种想法却并不强烈。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大部分是认命的,但是下一代人与我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看到大陆很多地方的东西以后,认为大陆跟香 港不一样,所谓的开放也就在这方面吧。他们会觉得香港人可以有另一种生活方式,有另一种选择,香港的城市发展逻辑可以有另一条路,此时他们会有一种抱负, 即香港要不要改变,应不应该改变,怎么去改变,并且这种抱负会愈来愈强烈。

我觉得这代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一方面,他们会非常强调本土 性地热爱香港,但另一方面,他们的爱包含着很强烈的改变香港的愿望,而这个改变是很彻底很根本的改变。因为这样的改变是建立在之前他认为“香港是什么”这 个问题基础之上的,他们想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他们爱香港,他们是香港本土意识下成长的一代。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不是我这一代和 那一代的区别,而是简单地将香港人分为两代,一代称之为移民的一代,一代是不移民的一代。移民一代的特点,是我常常说的“九七”要来了,他们失去了根。 80年代,香港的媒体曾提出过一个很热门的讨论,提议在外面买一座小岛,香港人全都搬到这个岛上,后来被人认为太荒谬了,媒体也就不提了;之后,有些人提 出移民温哥华,想办法把温哥华变得和香港一样。温哥华很像香港的某些区,在那边可以完全讲广东话、听广东歌、吃广东菜、进茶餐厅。像那一代香港人,就是这 样一种心态,觉得搞不过就跑,他们宁愿跑到外地把一个荒地变成香港,也不愿意留在这里。而会移民的那一代人觉得个人的生存、福祉比香港要重要,而不移民的 这一代香港人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是不会离开香港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爱的是香港这样一个地方,要让香港变成我心目中所爱的那个样子。他们有改变的愿望 和勇气,也有更加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政治参与。

严飞:为什么这代香港人会有如此深厚的本土化情结?

梁文道: 我们那一批人跟现在这批人,以及你刚刚提到的香港的年轻人,看到香港回归了,看到大陆很多的东西,会更想瞭解香港独特的地方在哪里,甚至包括一种恐惧,怕 香港不再是香港,害怕自己没有特色了。这种恐惧感跟政坛里面的那些老人捍卫“一国两制”是不一样的。就像香港主流社会那些上了年纪的精英们,他们认为香港 要有自己的特色,所以“一国两制”很重要,但他们心目中的那种特色是政治、经济上的特别制度,让大家得到好处,是比较工具性的。而这一批年轻人眼中所谓的 香港特色是一种身份认同的问题,他们不愿意在13亿人中被淹没,这种情况与政治上想独立或者主体意识不同。就类似于天津人会强调天津跟北京有什么区别,杭 州人会相对于上海人说我们杭州人是不一样的,就是这种文化身份上要给自己一个认同的对象或者团结的情绪,因此这一代香港人会有这样的表现。

严飞:您又是如何评价这一代香港人与这一代内地人的区别?

梁文道: 我觉得在我所接触的那么小的范围里面,这一代香港年轻人在行动视野上都比较宽阔。所谓行动视野是指,大陆同时代年轻的文化人,他会觉得我是在写作这个领 域,但他绝对不会碰任何有关社会政治的话题,即使谈论社会政治,你也会觉得他不是那么自如地穿梭、宏观地看待事情。而香港这一代人比较宏观一点,这当然是 环境使然。例如,我们曾在北京开过一场两地青年人的研讨会,邓小桦他们都去了,谈论的是两地“80后”的社会参与空间。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研讨会,你发现大 陆的很多在场的年轻“80后”,跟香港的参与者完全不一样。大陆那边的人会谈很多个人的苦闷,不受重视,香港这边上去就会说我们怎样保卫天星码头,我们参 与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运动,谈论的焦点很不一样。我发现大陆很多“80后”的苦闷或者情绪上的困境是很内向的,他把很多社会问题翻译成个人遭遇的问题,却 忽视了所谓的个人遭遇,其实是一个集体的事情;而香港的年轻人会这么去思考,个人遭遇其实也是社会结构上的问题。我要寻求改变,不是我个人出人头地,或者 受到重视,而是整个社会需要改变,因此我认为香港这一代“80后”看问题比较宏观一点,他的空间行动视野比较宽阔。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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