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在香港被罵作「港奸」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

「多谢你的邀请,我非常荣幸。可惜我手上稿债如山,实不敢贸轻允这份重托……」五年前梁文道拒绝本报记者采访的电邮极其委婉,宛若谦逊礼貌的古代君子。他没有微博和微信,不更新推特和脸书,他的手机总是关机,只开通人工留言功能,只能他主动打电话过来才行,电邮也是好些天才查看一次,他像在现代社会里修行的「老派的人」。

梁文道,这位香港媒体人和「知道分子」,太了解媒体的特性,又是学哲学出身,做起电视节目来,有些不同于内地人的「装」,同时,他的见解总是新颖独特,其条分缕析的逻辑总是严谨清晰。

很多人认识梁文道都是从他的电视节目和时事评论开始。1999年,他担任香港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的常任嘉宾,被内地观众所熟知。后来,他又开始主持读书节目《开卷八分钟》。他的身份曾经有很多:主持人、大学讲师、中学校长、商业电台总监、电影创作人、剧评家、专栏作家、书评人、时事评论员、乐评人。他还办过出版社、新闻网站、牛棚书院,也参与众多社会与文化活动。

如今,学佛七年后的他,将身上的诸多职务纷纷卸去,《开卷八分钟》停播后,现在,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做「看理想」项目的策划人。

这个项目尝试将广西师范大学北京贝贝特旗下文化品牌「理想国」的多重文化资源与土豆网强大的视频平台做结合,根据不同创作者的特点,量身打造独特的节目内容及表现形式。今年四月,梁文道也将推出其中的一档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

2月2日晚,梁文道接受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谈到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做文化节目,以及中国内地和香港年轻人之间的鸿沟,等等。

文化节目不能忽略窄众

记者:《开卷八分钟》等传统文化类节目在电视媒体上慢慢地衰落,问题出在哪儿?

梁文道:传统电视做文化节目之所以困难,正如所有传统大众媒体的问题一样。传统大众媒体是单对多点,目标受众是所谓的大众。谁是大众?大众在哪里?并不那么容易把握。电视台可以搭配不同的时段和节目类型,总是希望每个节目时间段都掌握最多数的大众。在这个情况下考虑,你要做很文艺的节目,相对比较困难,除非你有非常特殊的定位。

一些国际知名文艺类电视台,只做全球性的有质量的文化节目,非常好看,真的是面向窄众。我常常强调不要忽略窄众,只要通过互联网传播手段,你能够网罗全球的这种人。

做文化艺术节目的质量应该更好,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比较高的粘合度,把对象粘起来。同时,它的生命周期更长。它追求的不是这个礼拜的收视率冠军,而是追求十年内累计看过的人是多少,就是所谓的「长尾概念」。「长尾概念」不是大众媒体能够轻易做到的事情,而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很容易做到。

记者:《开卷八分钟》中你挑的很多书被批评为「太不顾及市场跟大众的需求」,而《一千零一夜》你讲到跟观众的互动,不只是听意见,而是真实直接的互动。你对读者和市场是否越来越迁就?

梁文道:不会的,以前我选的书是不太顾及市场,这次我主要介绍在某个领域内的很有名但大众不太熟悉的经典书,如《古文观止》和《尚书》,但也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一千零一夜》是网络视频节目可以利用互联网视频的形式跟观众互动,而互动主要发生在线下,我的节目主要在全国的街头做,将来看是否可能提前预告,让大家一起来读书,做节目,现在即使是在拍样片,也会有路人在旁边看,将来说不定直接欢迎他们进节目,跟我聊天。

荐书要「春蚕到死丝方尽」

记者:今天的知识分子该如何对待电视网络媒介?你说,怕自己像易中天那样做读书节目,为何?

梁文道:我从来都是媒体人,对我来讲,上电视做节目从来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我很怕抛头露面。在我的媒体生涯中,有十几年主要是写作和做编辑,大家是见不到我的。我很享受没人知道我是谁,但自从做电视后就不同了,在香港做凤凰卫视的节目时,由于它主要面向内地观众,所以在香港也不存在对我的困扰。但现在不同了,我在内地跑或是内地游客到了香港,我都会被认出来,甚至去我家楼下的茶餐厅吃个早餐,也有人拍视频十几分钟,当然会觉得不自在。

这是在需要亮相的媒体工作的负效果和副作用,我并不是说易中天做得不好,而是我不太想重复目前电视和视频节目已经有的东西。一个人站着不动,一直对着镜头说话,虽然这样做是今天的主流形式,但我觉得很沉闷,不想这样做。

记者:在写作方面,最近在创作什么题材?

梁文道:我还是会沿着现在的路子,但会更系统、集中在某一方面,我会写「什么是现代中国」的课题,形式上会看起来像游记,但不学术。我一直对中国周边、南洋与海洋的中国很感兴趣,一直在整理,希望有一天能出版。

记者:你被称为「腰封小王子」,有那么多值得推荐的好书吗?还是受人情所托?

梁文道:我一般不太管人情,市面上所谓我推荐的书,有一大半都没有问过我就放上去了,有的可能是我在不同场合、写的书评上提到过,就把我的名字加上去了。还有些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出版商就虚构我去推荐它。撇开这两类,我在腰封上推荐的书还是很多,内地和香港加起来每年大概有二三十本,这些年累积下来也过百本。

第一,它们都是我认真看过、真心觉得值得推荐的。第二,每年出版的中文书超过三五万本,按比例来看,我推荐的书只是九牛一毛,我很尊重认真写书的人,认真写成的书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看待它呢?我对书的态度本来就很宽容,不好的书其实也有可看之处。最后,有人说,推荐太多容易败坏我的名声,我更加不担心,如果说我的推荐能够让它们到达读者手中,我为什么不帮忙?等到有一天,人家觉得我的名字用烂了,不用了,那更好了。我的名声,相比一本书能否遇到它的读者来说,太不重要了。介绍书,对我来讲,是一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事情。(笑)

香港变了,我很失望

记者:作家董桥曾说自己对香港有某种程度的幻灭,也还有一定程度的希望。那你对香港的幻灭和希望是什么?

梁文道:我在香港出生,但15岁才从台湾回香港,但我一直定位自己是一个香港人,我非常爱这个城市。对我而言,香港能让我很自由地思考自己的身份。例如,我有很多很多身份,我是香港人,我是半个台湾人,我是中国人或者亚洲人,对着外星人的时候我是地球人,我还是个男性,是个异性恋者,我是我妈妈的儿子,我是我妹妹的哥哥,我是我老师的学生……这一连串的身份,是不是能够排一个重要程度的优次秩序?但现代社会认为,一个人的某一两种身份是最重要的,甚至以这种身份标准来安排整个社会的结构和秩序,民族主义就是,认为民族身份大于一切。20世纪70年代,我在台湾接受小学教育的也是,要求我们要爱国。但中国自古以来就说,忠孝两难全,就是两种身份的较量。今天的语境下,变成问你作为某个人的子女的身份更重要,还是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更重要?这样的问题很无聊。

在日常生活中,人的身份非常多元,并没有一个身份是能够永远凌驾别的。

香港处在一种「前国民状态」,这是一种更朴素的非国家化的认同,例如像黄飞鸿、叶问等电影里传达出来的过去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是民间老百姓的认同感。香港人不像台湾人,一天到晚把爱台湾挂在嘴上,香港人会认为那样太肉麻。我那个年代,可以骂香港,没人理。

说到幻灭,香港变了,现在香港年轻人越来越喊「爱香港」,结果产生一种很盲目的排外情绪—因为情绪的发泄、仇恨是最容易、最不需要思考、最舒服的一种方式。他们只认同香港,发展到要发明一些检验一个合格香港公民的标准,例如,要说「质素」,而非普通话里的「素质」。这都不是我所知道的那个不强迫你要做香港人或是中国人的香港,我很失望。

记者:内地和香港的年轻人之间的鸿沟被凸显得越来越大,香港一部分年轻人对内地的态度是否也值得反思?

梁文道:当然。对于香港和大陆的反思,我比较悲观。因为反思,不是两边沟通多了就会有的。你要反思,就是要反省、改变、批判甚至否定你原来非常熟悉和舒服的感知社会和世界的框架,这是很困难的。反思要有条件:包括个人的努力、勇气和意志;两边集体理性的态度;真正透明而开放的信息交流。

今天,香港人中盲目的排外情绪,跟回归以来的政治、经济问题有关,香港人感觉到一种「威胁感」。特别是一些实际的生活问题,香港每年接纳的内地游客是其居民数量的七八倍,现在香港人办年货都很不容易,因为据说广东人下来把香港的年货都抢光了。

记者:面对内地媒体,你为香港说话,而在香港,你也为内地说话,对吧?

梁文道:对,正因为如此,我在香港被骂做「港奸」嘛(嘿嘿)。我说的话两边都不讨好,对我两边的工作都有困扰,但对我个人和生活没有什么影响,我对大部分的事情都有很强烈的距离感,情绪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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