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或冯振超:官商勾结与商人治港

特区政府突然大谈「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这个老掉牙问题,看过曾俊华局长两篇大作的读者,大抵也可自行判断数码港的是是非非。从中也引伸出另一问题,就是政府本身与商界的关系,这可能更值得大众深究。

董班子的组成部分,商界精英分子的参与,一早已被外界称为「商人治港」,董先生在商界数十寒暑,从政只是这十年的事,商家形象鲜明。财政司长唐英年及财经事务局长马时亨,也是商界出身。教统局长李国章的显赫商人家族背景更不用多提。若以共产党思维办事,用人时考虑背景是必然的,故由商人治理香港根本就是事实,中央政府也乐见其成,问题只是这班商界精英如何把戴了半生的商家帽子脱下,换上公仆身份。

商业社会讲求效益、成本与利润,但公共事务的重点却经常被建制、政治、民意所牵引,两者本质上已有所分歧,商家要成功转型为官,谈何容易。

追源溯古,中国社会对商人参政也有戒心,从士、农、工、商四字排位已能察觉商人在历代不同政体下的定位。秦始皇帝便曾对商人施以辣手,下令在攻克别国城池后,把居于原地的商人外放他乡,财产、房产自然亦多落得被充公下场。汉朝时,当政者对为商者更有不少限制,如不可骑乘马匹,不得参与科举考试制度,连与读书士人为友作伴也不成。如此种种,说明了商家昔日在政坛上的不被重视及故意贬低的境况。

直至清朝,由于清初康、雍、干三代战事频仍,令国库空虚,乾隆一代官门才想出向商人富户卖官,而商人亦乐于以钱财捐官,初时这些捐来的官只有衔头顶戴,没有实职。真至晚清,这些买来的官才有名有实,如中国有名的官场小说《官场现形记》中,便仔细说了晚清捐官及官场种种。

特区的政治生态,却与中国传统反向而行,从来也是商界主导,巨贾商家一言词组,已可震动社会。

相对东方之珠,西方社会中,商人能站上政坛最高峰者少之有少,外邦们明显对专业人士从政有好感,如克林顿、贝理雅及英国外相施仲宏,均属律师出身,而德国总理施罗德也当过政治记者,新鲜出炉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则为会计师。

虽然现任美国总统乔治布殊曾任职商界,但他取悦选民的本钱,应归功于来自政治大家族的背景吧。

【来源:都市日报-兵器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