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本土」之前(香港巨变之一)

过去两年,香港政治生态的最大转折,并非梁振英执政以来的诸种争端,也不是原有建制派与民主派的各自裂解,而是贯串在这一切变化中间的议题重设。直接点讲,那就是身份认同政治的抬头。所谓的中港矛盾,所谓的本土主义,以及各种各样关于香港人到底认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讨论,这些现象和课题在两三年前几乎都是不存在的。就算它们存在,也是无足轻重的旁枝末节而已,不管是一般市民,还是两地政坛枱面上的人物,都不太会把它们当回事,更不要说被它们牵着鼻子走,或者利用它们行事。因为一直以来,香港还有一个更重要更巨大的政治议题。

真正主导三十年来香港政局的议题是政制发展民主化的问题。从港英时代三级议会应该开放多少直选席位的纷争,到彭定康时期的中英角力,再到董建华与曾荫权时代的政改日程及路线图之辩,民主化的问题都是我们理解香港政治的核心焦点。凭着对这个问题的取态,我们区分保守与进步,建制与泛民,保皇及反对。藉着这个核心议程,泛民内部又可以分辨出保守和更加激进的路线区别,各自争夺高地,看谁是「真民主」,谁是「出卖民主」的叛徒……。直到最近两年,身份政治才异军突起,变成了另一个足以和民主化问题分庭抗礼的政治议题。

今天有些人甚至会认为身份的问题不只要比民主问题重要,而且还比它优先。因为要是没先弄好香港人的定义,不先「守住香港」,任由大陆移民「混血」,那么再「真」的民主也都没有太大意思了。他们害怕一个人口「赤化」了的香港,会干脆「民主决定」党委治港。且先跳出这些很容易令人争得面红耳赤的话题,倒拨一下时钟,假想三年之前我们要是听到这些言论,会有什么反应?再看今天局面,乃知身份议题之重,早已动摇了沿着民主问题展开的原有局势。

这正是民主党现在对着热血公民不知该如何应对才好的根本原因。你过去面对的黄毓民和梁国雄,顶多是些比你站得更前,因此可以拿着比你还要「真民主」的旗帜来斗你的力量。他们和你玩的游戏,到底还在同一个平台之上,你多少懂得应对。可现在的黄毓民与热血公民,他们举出来的招牌却是你立党至今都没有想过的事,他们手上拿着的议题根本和你不在同一个平台之上。你大可以批评他们的言行不利于民主化进程,但你该如何回应「大中华胶」和「出卖港人」这类批评呢?这是两套议题申发出来的两种评价标准,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

同样地,对于中央政府和传统建制派而言,身份政治的议题也是一个大家过去没有想过的事。从前反对派和你争的是民主步伐的快慢,是香港是否成熟到了可以普选之类的老黄历。如今,竟有人站出来大声告诉你「香港要独立」。三十年前要是有人向邓小平预言,香港有一天要出现类似于西藏和新疆的麻烦事,我猜他一定会嗤之以鼻。

为什么香港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如何理解身份政治这个新议题所带来的变化?要谈这些之前,我们还得退回过去,先想想民主化那个老议题设定时的背景。

「一国两制」和「五十年不变」这两组词汇尽管在宪制上有着完全不同的地位,但它们从前过渡期开始就常常搭配联用,几乎是有你就有我的双生儿。长年累月下来,大家听得太过熟悉,乃至于很容易就会忘了其中暗含的矛盾。首先,根据《基本法》,香港「最终可以」经过普选产生特首及立法会,这是两制精神的体现。然而,「五十年不变」这个在法律之外的原则承诺却又为两制设下了时限。想想看,要是香港好不容易在2047年前实现了双普选(也先别管那『普选』的真假),那么过了2047两制实行的这个限期又该怎么办呢?难道要把立法会改成人大,特首变成市长?到时候又要不要有市委书记?民选的市长和他又是什么关系?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初又怎么会想不到呢?

要了解「一国两制」和「五十年不变」这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产物,就必须回顾那个年代的气氛和心态。改革开放当年还是个刚学走路的新生儿,偶有跌撞(比方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大部人都还是觉得眼前只有直路一条。大家理所当然地相信这条路先易后难,迟早得由经改转入政改,而所谓的「政改」,似乎也就是普世公认的民主化了。那年头没有人想过政治不必大变但经济照样发达的「中国模式」,也没有人会很认真地把所谓西方那一套「普世价值观」当成临门大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整个国家在政改问题上走的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歪路」:「体改所」成立了,农村基层选举铺开了,报刊和出版的管理松动了,甚至连「党政分家」这样大不逆的说法也公然出现在庙堂之上了。如今抱怨改革开放带来贪腐,时时回忆文革清廉好时光的朋友可能也都忘了,那时候想要入党想要考公务员的青年远不如近年那么多;相反地,倒是官场和公务员体系中掀起了「下海潮」,因为正经从商才是真正的致富之道,在衙门上班是赚不到钱出不了头的。

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向来怀疑「五十年不变」这个时限当初并不是拿来给香港用的,而是设定给大陆自己的政改进度表。在这个意义上,一国两制则是一个暂时隔开两地,让它们各自进展但又不致于越界影响的安全阀与防火墙。试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就已经有了农村基层选举,农村居民都可以选村长了,如此由下而上(不要忘了前总理温家宝也还屡次强调中国的民主改革是从下往上走的),难道到了2047,还没走到选市长和市人大甚至省长省人大那一步吗?假如到时候大陆都已经实现或接近实现了大范围的地方民主,那么一国两制取消又有什么问题呢?届时香港有了双普选,水到渠成,正是两边汇流的时机。至于共产党的领导权,具体制度上的安排等诸多疑难,按照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精神,那就「摸着石头过河吧」。假如这番解读太过离奇,不妨参考邓小平自己的话:「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220)。

只不过,八九**中断了这一切遐想的空间,曾经火热的政改实验遭受重挫,而香港的民主化问题就此真的成了香港自己的问题。试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思考,香港民主化的麻烦大概不过两点:一、香港会不会失控?二、香港的政制改革会不会在内地引发连锁效应?这两个问题一日未得善解,就只好一路拖延,拖到建制派的民建联不得不改党纲,好等「条件成熟」,直到民主化议程在港触发的争端尖锐得不可再拖为止。这时候,香港正好也点燃了身份认同政治这道新议程的火焰。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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