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敌人之价值(香港巨变之三)

香港近年有股喜谈「实际」的政治风气,尤其政治上的右翼本土主义,最爱攻击传统民主派和社运人士「离地」,说他们空谈玄想,脱离实际。相反地,他们则提出「本土自决」、「勇武抗争」、「独立建国」等诸多理念,并且以「反蝗」等一连串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务实。究竟这些口号和行动是否真的那么实际,在政治局势上又起到了什么效果?这是我一直很好奇的问题。之前,我把它们当成一种政治议程的重设,简略谈过它对中港两地政局互动的影响。现在且把目光转到香港境内,看看这类身份政治冒起的实际作用。

几年前我曾在本报说过一则大陆「维稳经济」的故事,由于那个案例太过有趣,现在不妨重温一遍:话说内地某市有位思想活跃的青年,常在网上抨击政府,言论尖辣。久而久之,引起了当地维稳部门的注意。这座城市在地方上算是大城,但像他这样的人却相当少有,所以他几乎成了当地维稳工作在意识型态领域上的唯一对象,被人「重点」招呼。由于不堪其扰,这个年青人便越走偏锋,不只言文攻伐,还开始干些上访串联之类的维权行动。总之他和国保人员你来我往,彼此斗得不亦乐乎,喝茶简直成了每周必有的例常事务。后来,这个青年终于无法忍受下去,决定搬到北京开展新生活。岂料长年盯着他的国保这时却找上门来,劝他三思,而且表示「什么事都可以商量」。原来他对当地的维稳系统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要是他一走,他们就没有了工作目标,人员配置和经费资源都会出大问题。换句话说,这个系统需要他的存在,犹如消防局需要火灾。

有时候,一个地方可能真的很安全,从不起火,于是消防员就只好用放火的歪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了。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谢晖最近在网上发布了一篇引起关注的帖子,其中三点正好左证了这种维稳经济的存在:

一、「基层官员或工作人员动员人们上访,以获取高额利益。获取方法是以截访名义,在京大开、乱开各类发票,把平时不好报销的经费报销掉,大量维稳费用就这样进了私人腰包。有十多人的基层政权组织一年耗费维稳经费居然达1000万」。

二、「不少地方基层政府和北京地方公安结成关系,要么在年初把大把维稳经费(往往上百万,甚至数百万)一次性打入北京有关派出所;要么北京有关派出所提供一位上访者,地方付其两到三万元。因此北京公安内部有人不时通知熟悉的『上访者』到京来上访,维稳经费养黑了北京公安」。

三、「摆在明处的上访,相当一部份是基层政府、北京公安与『访民』沆瀣一气,专套纳税人的钱财而为。那些大张旗鼓的上访者背后,经常蕴藏着黑色利益链。」

其实,就算不涉阴谋贪腐,这种逻辑也能出现在任何官僚系统。他们总是涉法扩大自己的权力,扩充自己的人手,好比一头不断膨胀的巨兽,不停为自己寻求膨胀的理由。

据说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强世功是中央对港政策的重要智囊,他近年时常提倡施密特式的政治理念,强调「政治就是要区分敌友」。这套理念背后或有深厚哲学基础,值得探究;可它的粗俗演绎却可能会催生出一种维稳经济的逻辑,为执政者大开政治斗争的方便之门,把什么事都推到大是大非的原则上头。

右翼本土主义与「港独」就是这么一种必要的敌人。

梁振英在「施政报告」里头抨击港大学生刊物《学苑》,当时有很多人批评他小题大作,又或者从院校自主、学术自由的角度回击。在我看来,这正是他和他的团队厉害的地方,把一个没什么人晓得的小事上升成头号政治议题。要知道小题必须大作,因为任何分裂行动和「颜色革命」也都是从苗芽长成大树的,「港独」这种问题当然不可掉以轻心。

接下来,其他一切事件也都可以顺便贴上「港独」和「颜色革命」的标签。于是特区政府就成了全国对抗「境外敌对势力」与「分裂势力」的最前线,它遇到的一切阻碍都是敌人太过险恶的证据,它遇到的每一个困难都是最艰苦的斗争。梁振英政府在政策执行上头或许不如曾荫权班子有效,但他在政治上的立场却绝对比曾班子正确。他推动国民教育、收拾港台和其他媒体,抗衡「占中」,请问有哪一样对不起中央政府?就算遇到挫折,遭到非议,那也是为了「正义」而受难。如此忠诚,如此尽心,中央政府当然要力挺他撑下去。

由于「港独」的存在,现在就算面对任何评论也都不必担心了。例如新闻统筹专员冯炜光日前响应林和立的文章,干脆就问「请问林和立,你支持港独吗?」,似乎批评政府就是支持港独。又由于「港独」的存在,之后要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也就名正言顺了。

没错,右翼本土主义与「港独」是真确的存在,它也是政治上「有用」的敌人。但是无限扩大这种逻辑,祸及无辜,把什么问题都推到政治斗争上头,这对香港的实际治理和整个国家而言又有什么好处呢?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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