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成功争取自己人

我和劳永乐医生不算熟悉,尽管我视他如友,意思是比最虚泛的「认识」多了那么一点东西,乃至在他去后,我会留着手机里他的联系方式,留到未来不知哪一段时候。然而,这种友谊究竟不深,所以我无法了解他所有动向及其背后的想法。

例如过去十多年来,他政治生涯上的转折。一开始,他是我心目中的保守派,道不同难与为谋。后来,他加入了社民连(也就是人家说的『忽然民主』之后),我们便有了许多共同话题。那时,他会以当年几位爱尔兰共和军绝食至死的往事激励青年,同时准备葡萄糖在天星码头现场应急。可数年之后,他又以同样例子,讥讽服用葡萄糖的黄之锋不够真诚。

为什么同样一个公众人物,可以在根本价值立场上头几番变化,从保守而激进,再由激进回到保守?这后头,想必有些我不知道的理由与情感上的起落。

这样子的立场更易,我们今天流行的解释多半是「他投共了」、「他收钱了」、「他想做政协」,意思是他一定为了某些物质和权力上的好处。果然,自其离世消息传出,还真有人这么批评。不过,也有些能够多想一层的网友怀疑,一个明知自己身患绝症的人,到了生命最后岁月,还有必要去为了那未来的俗利出卖自己吗?于是这些网民慨叹:「可见他是真心变胶」。

劳永乐是否真心从进步的道路回到保守立场,我不知道,也没有可能再去了解了。他这桩案例,倒是让我想到一个当前香港公共讨论的现象,那便是大家似乎都不再相信有「真心胶」这回事了。凡是政治立场异己,就说他「收了大陆钱」,「投共」;又或者反过来说他「收了美国佬钱」、「别有用心」。如果说香港这两年有些东西变得越来越像大陆,我觉得这种单从不可证实的动机出发,诋毁对手,进而否定一切再讨论机会的态度,便是其中一条了。由于对手言行皆出自实利,所以他所说所做的就都不可能是他真诚信念的反映,所以他在道德上就是一个比我鄙下的人,大家多谈无益,而我不战自胜,剩下的就只是怎样去「闹爆」他而已。这种人,即便本来友好,如今也必得绝交。

在这种情况底下,我甚至用不着去理解对方,因为理解是沟通的前提,而沟通则意味着说服与被说服的可能。我们双方皆不可能说服和被说服,根本没有什么沟通的必要。在你我之间,只有谁的声音比较大的问题,只有谁的气势比较威猛的问题,只有谁的「实力」比较强大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提出沟通,提出理解,那就意味投降,意味背叛,意味着自甘堕落,投入敌营。

既然大家不讲道理,讲的是「力」,那么很自然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应当如何扩大实力,增加己方人群。可在香港政治撕裂如此严重,人人分立两翼的状态底下,我又该在那里找到或许会有兴趣投向己方的那些人呢?是在对手那边挖人吗?这不可能,因为汉贼不两立,他们全是该下地狱的罪人,我连话都不愿和他多说,又怎能静下心来好好劝他投明弃暗?所以当下政治动员的重点不在挖掘对方墙角,不在从敌营中吸收新血,而在给自己人打气,在自己人的媒体、网台、脸书,以及各式各样的圈子内向自己人再三保证我方路线的正确,让本来就在我方阵营的人变得更加坚定,更有自信。

于是我们就看到眼前诡异的局面。根据各轮可靠的民调显示,无论正反双方如何宣传与反宣传,支持和反对政府政改方案的人数皆无任何有意义的变化,始终停在各据四成上下左右的水平。死心支持政府的就是那百分之四十几,不管大家怎样奚落高官落区;坚持反对方案的,也还是那百分之四十,不管建制机器怎样落力宣传。同样情况,也可见于被人认为「失败」了的雨伞运动。如果真要说它「失败」,恐怕不是为了它无法改变人大决定,而是它没有呼召出更多它所召唤的「人民」。我的意思并不是嫌当时上街的人数还不够多,而是民意调查显示不出这场运动对市民的动员效果。反对人大决定的市民数字在运动前是那么多,在运动之后也还是那么多;相反的,支持人大决定的市民亦然,很少有人受到运动感召,从而转换立场。

说回劳永乐,乃至于已成众矢之的的屈颖妍,我也奇怪这些朋友怎么会在这一两年内产生这么大的变化。或许我无法赞成他们对很多事情的意见(例如屈颖妍近来对警察工作的『过度体谅』),但是比起反唇相讥,我更想知道他们态度转变背后的理由及思路。大家当然可以给他们冠上各种骂名,说他们投降,说他们背叛。然而,要是不理解他们真正的想法,以及那些想法的由来,我们又怎能在另一个更高更后设的层次上沟通?又怎么能说服他们?

是的,我很老套很迂腐,始终相信理性说服是健康公共生活的要件,尽管我晓得「和理非非」在今天是件多么过时多么讨人厌的事。因为在许多人批判「和理非非」没有实际效果的同时,我也看不到「勇武抗争」的实际效果,尤其是在争取那另外四成多不同立场的市民这件事情上头。除非你说那四成多人不重要(就算他们的数目可能比你还多),又或者你的行动可以「击败」他们,让他们住嘴,甚或让他们消失。

【來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