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有病的免疫系统(“同路人”之二)

随着激进本土派的兴起,以及传统泛民势力的裂解,我们不只见识到了种种同室操戈的现象,有时候甚至还会遇上一些擦枪走火的怪事。最好的例子莫过于今年三月一场反水货客示威,吓哭了一名不幸路过现场的小孩。那个小孩并非水货客的家属,也不是最该被勇武份子追击的泛民左胶,她更不是到场“反”示威的保守派成员,她真的只是跟着大人逛街经过而已,和当天的行动没有任何关系。对于吓哭了如此一个实在无辜的小孩,“热血公民”黄洋达的回应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搞个咁激烈嘅行动,连细路都搞唔喊,都冇X用啦,中共又点会惊”。曾经和他当过“同路人”的陈伟业则反驳道:“搞喊个细路女同共产党有乜关系”?

的确,黄洋达这句话的逻辑是古怪的。莫非他以为习近平看到本土派居然能够吓哭细路,然后就会心生恐惧?“哇,佢哋连细路都吓得亲,我真系好惊呀。”

更有意思的是,这么奇怪的推理居然也能赢得不少热血粉丝的赞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猜,关键大概就在“共产党”这三个字。这三个字等于是本土派的六字大明咒,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可以用得上,具有化名为实,扭转局面的魔力。平心而论,吓哭小孩只不过是场意外,随便道个歉也就可以当作了事。但只要一把这事连上共产党(不管它们如何连上),把这场意外说成和对付共产党相关(也不管它们如何相关),整件事就忽然变得很正义了,简直还有点理所当然。如果弄哭那个小孩是为了将来弄哭共产党做准备,那么她被吓哭这件事就可以从坏事变成好事了,可以证明那天的示威“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离共产党“好惊”又近了一步。

在我看来,这个事例恰好能够用来说明今日香港的某种倾向,那就是为了“正义的原则”(比方说‘打倒共产党’),我们可以大范围开火,不只胡乱扫射一通所有“同路人”,而且还能见神杀神,耍盲拳般地打倒一切挡在前面的无关百姓。这就好比一套过度敏感的免疫系统,原来的作用是要针对外来的侵犯,但一受刺激,它却开始失控地肆意攻击自身的健康细胞。换句话说,这是种病,是当前香港社会的身体隐喻。

罗永生在“香港本土意识的前世今生”(见《思想》第二十六期)一文中精准地指出本土族群主义行动“根本没有一套一贯的关于何谓‘香港人’的定义。但吊诡地正因如此,却可以令附从者分享那种民粹式批评修辞带来的亢奋,抒发生活被‘大陆人’这个‘他者’形象不断挤压所带来的不满。而正因为这‘他者’不能定义,永远在含糊状态,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扩充其内容,抒发不满情绪”。在该文注解当中,罗永生又进一步补充:“这状态也正好对应齐泽克(SlavojŽižek)族群民族主义的分析,他认为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型态最重要的不是令人分享某种理念,而是共享某种快感。而‘狂想’所起的作用,正是召集、控制和组织不能整合到语言秩序去的快感。何谓‘香港人’和何谓‘本土利益’如果定义清晰,事情就交到社会政策的讨论,而不会构成一种可用作情感动员的情绪”。

再具体点讲,行动重点并不在于被打击的对象究竟该不该打(例如那个小孩),而在于任何出以捍卫本土旗号的打击行动都是很爽的。此所以每回本土派的行动惹起争议,同情他们的人都会为之辩解,说“难道我们就坐着什么都不干?”,又或者“有行动总比没有行动要好”。行动是否有效,行动是否准确,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动。只有动了,情绪才能宣泄出来;只有动了,人才爽了。

也就是说,这套免疫系统已经不在乎它要寻找的对象了,也不在乎对象的属性,它只想要好好地大干一场。

几乎所有本土族群主义都沿用了一套身体隐喻,先把社会理解成一具人体,再将它所有的问题都归因到一组外来入侵的“病毒”上头。然后,本土族群主义者才能确立自己是整个社会的免疫系统的身份,肩负起检查和抵抗外来病毒的重任。为了完成任务,它不单单要向外严格防守边界,还得对内审视体内成员,看看有没有分明中了入侵病毒产生病变,却依然伪装健康自己友的可疑对象。我们眼下的问题是根本不能清楚界定外来他者的本质,也没有办法说明什么叫做健康正常的自己人,于是只好先动了再说,有杀错冇放过。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去两年在公众舆论中会出现那么多“卖港”“叛徒”的原因了。从保守建制派和他们的支持者,传统泛民中的“大中华胶”和“左胶”;一直到“占中三子”与“学民思潮”,甚至曾经和本土族群主义者做过同路人的一众组织,全都被定性为遭到感染的病变细胞。那么,他们共同染上的病到底是种什么病呢?除了攻击他们都很有快感之外,本地最激进最勇武的免疫系统可曾给过一套逻辑一贯的说法?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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