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剩下的人民(总体与最终二之二)

“人民”几乎是一切社会政治运动当中最最重要的想像范畴。一场示威集会,无论人数多少,无论目的性质,参加者总是喜欢把“人民”挂在嘴边,期望自己就是那所谓的“人民”。只要站在人民那一边,我们也就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尖端,以及真理彰显的方向。然而,到底谁是“人民”?万一有人不同意我的主张和立场,他们还算不算是人民的一份子,万一这些人的数字还不少,我又该如何确定自己的确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心声?对于那些反对我的人,我是该把他们开除出人民的行列,还是另谋他法处理?我凭什么去决定谁是人民,谁不是人民?我怎么能有这种权力,又如何形成这个判准?

在我看来,只要倚靠“人民”这个范畴,一场认真严肃的政治运动就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否则“人民”就只不过是一句口号,一段歌词,一种让自己激动爽快的麻药与藉口罢了。如果本土族群主义者真想推出一套值得正视的政治主张,它恐怕也不能回避这堆问题。例如那些倾向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要不要把这些人当作人民呢?反过来讲,“爱国爱港”的“蓝丝带”也一样要面对这个课题,要思考黄丝与他们的关系,要想想这些不是“自己人”的人到底是谁?这在互相飞掷“出卖”和“背叛”等标签,社会因政治立场而撕裂的今天,尤其紧要。

一两年前,在我把一篇拙作定名为“仇人也是邻舍”之后,这句话就成了许多论者讥评在下的笑话。也有朋友比较客气地置疑:“坦白讲,你这种宽容敌人的观点,我实在不能同意”。我很感激这份坦率;只不过我必须强调,“仇人也是邻舍”其实并不算是什么观点,它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那些政见上与你南辕北辙的人真的和你住在同一座城市,可能真的是你的邻居,甚至是你的家人。除非你不承认这是事实,觉得所有政治立场与你不同的人都不在你身边,觉得他们全都是从异次元里突然冒出来的怪物,否则你就得面对它,处理它。所谓观点,是对这个事实的看法。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定要“宽容”政敌;相反地,我甚至介绍过另一套和包容异己截然不同的观点,那便是在肉体上彻底消灭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就算一时做不到,也可以从“见镬打镬”开始,把暴力逐步升温,一步步形成有效威胁。问题只在于你必须实践,不能以为敌人会被你自动骂倒闹爆。如果你觉得这么干太过不文明,太过残暴,那你就得换一种手段来对付这些仇人般的邻舍了。比如说服他们,又或者换一种人民运动常见的讲法来形容:“唤醒”他们──唤醒那些被蒙蔽了的愚蠢大众──好让他们早日投奔人民前进的浩荡队伍。

就算是最激进的本土族群者,似乎也对人民的觉醒抱有很大的期望。例如我之前谈过的武力港独论者,他们之所以不怕解放军的兵力军火,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觉醒了的港人会以最大的决心起义,把对手拖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换句话讲,会在最终时刻加入他们的“人民”,一定不少,甚至很有可能是全体香港居民。那么本土族群主义者又该做些什么来动员人民唤醒人民,让全世界看到香港独立、回归英国,又或者城邦建国,乃是香港七百万人民的集体选择?

可惜的是,我只看到他们不断以减法来排斥潜在的“人民”,不只不去认知和说服保守的建制派支持者,还要内部裂解,逐一攻击政治上各式各样的“同路人”。如此下去,香港到底还会剩下多少“人民”跟着他们热血,跟着他们决战呢?

想当时我刚刚提出“仇人也是邻舍”这个说法,一位知名的评论家就立刻主张要剥夺我的香港人身份。不只如此,他还补充:待日后香港民主了,城邦成立了,像我这样的“左胶”应该全被放逐出境。一个民主政体会放逐掉某类政治异见人士,他想像中的那个民主城邦到底是那一类型的民主?后来我去马来西亚声援当地反对派的朋友,他又再度提出我的政治身份问题,觉得我在政治上对香港不忠诚,居然投入外国人的事务。按照这个逻辑,眼下关注新加坡青年余澎杉的香港人,也都得小心自己在未来城邦的人民身份了。

一个很需要拉拢人民的城邦计划,居然在它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已经要开除人民,这几乎是当前香港激进政治倾向的通病,一种免疫系统上的紊乱,把所有人民都当成潜在的病毒。

蓝丝带当然不是人民。几十万经常往返香港和大陆的人,也都很有嫌疑。新移民通常不是人民,而是上头派下来的潜伏份子。靠自由行搵食的,往往也有出卖香港的嫌疑。这么一扣,可靠的香港人民大概就只剩现时居民的一半不到了。然后还有支持支联会与民主党的“大中华胶”,活跃于社运工运界的“左胶”,以占中三子及“大台”为代表的“温和派”,像何韵诗及香蕉奶一类的“抽水份子”,像萧若元,陈伟业及长毛一类的“叛离份子”,他们也全都要受到攻击和质疑,不能被当作是人民的一份子。只有剩下来的才是没有问题的香港人,是未来最终时刻会一呼百应,遍地开花的真正人民。

【来源: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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