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当年你在那里?

「家里头人从来都不说,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不只一次,在和大陆的年轻朋友谈起文革的时候,我会听到这样子的答复。学校里三言两语交代过去,社会上当做古远的传说,这一代年轻人没法获得完整信息,情有可原。可是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应该全都经历过那十年的动荡,或者至少见识过文革最后那两三年的气氛,看过游行,听过口号,读过大字报,甚至亲身参与过批斗大会,乃至于跪在台上挨过唾骂。为什么对着自己的孩子,他们对那一段往事讳莫如深,顶多几句太过概括的慨叹,然后欲言又止?难道那十年不重要,就和上班下班,起床就寝一样,是很自然很寻常的事,在生命中留不下半点有意义的痕迹?

最近我们常常听说一些「极左」言论,一下子真有文革回潮的感觉。例如大陆好些学者,批判当今自然科学领域的同行不知上进,「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的A类期刊」居然大多数是英文期刊,这充份显示出了「学术领域的自我殖民化」、「全面西化」,以及「自由主义化」。理科还好,远离意识型态主战场,挨批的学人遂可以名正言顺地响应,指出英文是这些学门的世界语,用英文发表和交流,考虑到的是全球科学共同体。但是人文领域就不同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想出版的书过不了「专家」审批那一关,那些「专家」全是近两年不知从那里出土的复活老人,他们的语言是十足的文革腔:「今天许多青年都以为日本鬼子是国民党带头打的,这种错误认识是怎么来的呢?这种犯了严重路线问题的看法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你们这种人!专出毒草」!

我们都很惊讶,彷佛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未发生过似的,说这些话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是认真的吗?朋友觉得是的,他形容那些人大喷口水时的激动表情给我听,情真意切,丝毫不假。他说这些人大概是「真正的信徒」,过去三十年饱受压抑,没有说出心底话的空间,今天总算等到时候,可以大放异彩。我是不相信的,一如以往,我习惯从制度和被它引导与塑造的人性角度猜想,我觉得这些人就是小人,专业上头没有什么本事,但凭专营也许可以谋个小领导当当,过去在比较正常的时代是有点压抑,现在得到机会便能放肆自己的欲望,给你们这批所谓知名学者一点颜色看看。再简单点讲,这就叫做「得势」,叫做「顺势而上」。

可后来回头细想,我开始感到朋友的看法也许是对的,这类人说不定是「真正的信徒」。不,我的意思并非他们真心相信「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真心相信那几十年里颠三倒四的道理,真心期盼「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后一回头又要真心参与「批林批孔」。这么痴痴地相信青少年时代学到的「真理」的人不是没有,只是极少。如今我们所见的「真正信徒」,大多是必须相信,因为要是他们不相信,要是他们信过的东西不是真的,那他们过去那段时间岂不就错了?当年出卖朋友,检举老师,和家人划清界限,批斗甚至殴打不认识的老人,这岂不全都是丧尽天良的恶事?只有当年相信过的真理才可以合法化这一切不堪提起的往事,所以那些真理必须是真的。

文革结束十周年之际,天津作家冯骥才发起了一个口述计划,想要在知识分子占主流的文革记忆书写之外,征召平民百姓的故事。结果他收到了好多好多的信,里面全是控诉、哀嚎,和追恨;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来忏悔的,一个都没有。他一直期待,哪怕就是一个人一封信也好;但就是没有。直到前两年,因为「红二代」陈小鲁带头以当年红卫兵的身份向老师道歉,引起争论,大家这才想起,是呀,一场引致无数人家破人亡,无数人荒废岁月,无数人含冤受辱的浩劫,过去了三十多四十年,竟然没有几个人出来公开说过了一声对不起。

邓小平真不愧是个了不起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和他的同伙主导之下,这十年竟成了一场只有受害者,却没有加害者的灾难。凶手不是没有,而且都受到审判了,四个人而已。那可真叫人放心,所有人肩上的重担瞬间卸下,原来自己干过的全部坏事都是这四个人害的,顶多加上一点「毛主席晚年决策」的错误,而且到了最后,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功大于过的。接下来呢?那就恢复正常,一切向前看。

不过,如此实际简单的政治操作不仅不能彻底治愈受害人的创口,也不能完全免除加害者的困扰。更大的麻烦在于,太多人同时身具两种身份;你被整了,但你有没有整过人呢?也许你只不过是芸芸喊叫口号的群众之一,甚至有幸做得上明哲保身的看客,但这难道不是过错?费许(Werner Fisher)是前东德时期的异见份子,后来被新政府任命主导解散东德国安部,他曾经对一个学者表示:「人们太过急于去公开指责另一个人,对那有罪的人说:『就是他!国家安全部的!』为的是掩盖自己没有公开反抗的羞愧──即使是以最微弱的方式也没有。……我无法接受这种『受害者/加害者』的二分法,虽然我个人也会不小心使用这些名词。作为一个诸如曾经坐牢的所谓『受害者』,我是否知道,对于制度的稳定,我有多大的贡献?由于国家安全部强化它的组织,而且仅能藉由不断起诉反对者来强化组织,这就是这个体制自我正当化的方式」。这便是每当抨击日本否定历史的时候,中国舆论一定要拿出来比较的,传说中的德国式反省;就连一个「维稳对象」,居然都要反省自己「被维稳」对强化维稳机器的作用。

好在我们不是德国人,于是我们活下去,并且沉默。

事情还有另一面。另一位前东德政治犯的胸怀很宽大,她预备好要宽恕所有当年迫害过她的人,包括那些出卖她的同事和朋友。可是她发现:「他们仍然不原谅我们,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事,你知道……我们为内疚感所折磨……为了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没有一个人走过来请她原谅。你没看错,「加害者」不只不道歉,他们有时候还会不能原谅当年被自己害过的人。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文革结束之后,许多人重遇对付过自己的故交,都会发现那些人一脸尴尬,用最简单的方式嘘寒问暖,权充道歉,然后自此回避一切再会的场合。他们当然内疚,至少不好意思;然而这种心情也有可能转成恨意,他们恨你。你的出现,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记号,提醒了他们曾经犯下的罪恶,使他们不能躲避那自己不愿再去面对的真相──我是谁,我是个怎么样的人。所以不是他们该向你道歉;相反地,是你该为自己的受害忏悔。

再说回那些最近很活跃的「真正的信徒」,他们年纪约莫六十上下,或者更小,他们沉默了三十多四十年,也许曾经悔恨,甚至可曾经恨过那些被他们对付过的人。现在是个好时机,让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内疚的必要,因为历史转了一个大圈之后,又重新证明了他们才是真正的好人。难怪他们说话的时候那么激动,那是释放。

至于其他大多数人,喊过口号的,在人潮中人云亦云的,看着熟人逢难而不敢吐一言的,最平凡最无恶意,只不过是怯懦的这多数人,当然只好沉默下去。面对着那些天真而好奇的青年,听他们说家人什么都不愿意提起真奇怪的时候,我几次差点忍不住告诉他们:「也许你该回去问问你的父母:当年你在那里?」,但是我忍住了,笑一笑,沉默。【原载:苹果日报】

  1. 梁文道无非就是想把“文化大革命”当做政治提款机,年复一年的从里面提款,不仅可以提“本金”,甚至还可以产生更多的“利息”,最好是永远都提不完!!这样在香港,他所支持的泛民和本土势力的选票只增无减!!甚至挑动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就像台湾台独势力对待228那样,将228当做自己的政治提款机打击自己的政敌,增加台独的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