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杀无赦(下)

【苹果日报】政治敌人不能算人,所以一切能够用在常人身上的伦理习俗,都不必和政敌相关。你不必和他讲信用,不必对他讲礼貌,不必和他说道理,同情心不适用在他的身上;甚至他死了也不值得任何最表面的哀悼,大家反而应该庆幸。在何君尧议员那句“杀无赦”掀起争议之际,周融先生站出来替他辩护了,他说:“如果有人认为戴耀廷是社会曱甴,那么来一句杀牠死,是不是又要来一次联署声明呢”?“社会曱甴”这四字真是可圈可点,从前苏联、纳粹德国、赤柬,一直到文革时期的中国,这类把政敌比喻为害虫的说法,在极权意识型态的操作底下,向来不缺。当这类想法广泛流通,并且得到政权背书之后,公然剥夺政敌或异见者的人权(例如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彻底蹍压他们的生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既然这种把所有人间德目和常俗一一纳在政治立场的“大是大非”之下的意识型态如此可怖,我们应该怎样预防它的出现和蔓延呢?那自然得是坚守那一切现代文明世界珍视的价值,理所当然地捍衞使得人之为人,社会之所以织成社会的,那些最基础又最核心的经纬原则。在这些价值和信念每一次受到置疑和挑战的时候,我们都不应该怀疑它们的必要。因为唯有足够厚实的底子,才足以让这个社会避免疫症的侵袭。

然而可惜的是,在过去这么多年的政治纷争当中,我却在反建制阵营的支持者那里,看到一种相反的倾向。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几乎在何君尧议员高倡“杀无赦”的同时,一些人在为蔡若莲副局长丧子欢呼,认为她活该得到这样的下场。理由是他们认为蔡若莲是“共匪”(所以也就是他们的敌人;而敌人的任何不幸,都等于是他们的胜利。他们不顾现代社会最起码的体面,以一种母债子偿的古代神话式观念,去把发生在人家儿子身上的苦痛,当成是对一个母亲犯了政治错误的报应,然后兴高采烈地鼓掌叫好。

这种言论发布在一间大学的民主墙上,没错,我认为是属于大学自治的范围,不应以猎巫的形式追杀。发表这种言论的人要是学生,没错,我相信人有知过能改的空间,也相信教育的力量。然而首先必须承认,这是确确实实的过错,错在它冒犯了我们尊重并且愿意用生命去守护的价值和原则。不幸的是,凡是和我看法近似的论者,也都在那几天受到了怀疑甚至抨击。其中一种典型而又可怕的意见是:你同情敌人,你就站到敌人那边去了。稍知历史者,当知这类把非友即敌推到极致的说法,恰恰是历次极权意识型态所主导的政治运动里头,最具杀伤力的推理。想当年,那些替被迫自杀的老师收尸的学生,也是因此被划到敌人那一边去挨斗的。

此类思路的危险,还不光在它会使人因为要抵抗恶魔,而先把自己变成恶魔。它最大的问题,是在有力摧毁一切价值的意识型态兵临城下的时候,自己先动手挖空了自己的墙角,使得所有不应向政治屈服的德性“政治化”了,让那些德目覆盖的范围生出例外的死角(因为“对政敌不必讲道德”)。这种对付疫病的方法,不是强化自己的体质和免疫力,却是在中招之前先让自己病倒。

过去几年,我时常在这类声音当中听到“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的说法,似乎非常凶狠。但是我好奇,除了嘴上说说之外,这些自命反抗霸的先锋队究竟打算要怎么样对敌人不仁慈呢?是召唤“皇天击杀”?还是祈求对手死后“下地狱”呢?相反地,他们目中的敌手却实实在在地掌握了建制机器,要是他们真的奉行了一套和这类反抗者逻辑一致的意识型态,非友即敌地掀起一场消灭“社会曱甴”的政治运动,他们可是真能对你下手“不仁慈”的。

记得几年前,我在此写了几篇讨论政治与友谊的东西,试图指出政治立场的是非之外,人间犹有更重大更美好的价值。如果硬要以政治上的敌友决断一切其他价值,我们迟早要面对施密特(Carl Schmitt)式的政治结局:“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可是一些右翼本土派健笔不屑这等微弱警告,坚持政治上下不同类的人,再怎么良善也必然不是好人,而他们的支持者再把这条线推衍下去;称对手为畜牲(也就是不具备人的资格了)。如今,当你的对手也开始用上了这种逻辑,比你更加熟练拿它和你唱双簧,共同侵蚀掉社会人伦的核心价值之后,剩下来的就只能是力的较量了。用施密特的说法,那就是看谁有实力“在肉体上消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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