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从痞子文学家到严肃作家

作者:梁文道

说到王朔,他沉默了五年之后又复出了,结果惹来很多风波。首先我们看到他上了不同杂志的封面,也去了不同网络接受采访。结果每一回都惹起巨大争论,都说什么“王朔又骂人了”,“王朔又不晓得批评谁了”,“又骂这个说那个了”,诸如此类。但很奇怪的是,每一个亲身接触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后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都说他是个很善良的人。为什么一个很善良的人一直要骂人,一直要说别人的事呢?就好象是忍不住一腔的怒火。而且他说话的速度非常快,有时候快到一个地步,甚至大家不大能够追得上,甚至也不能够完全理解他在讲什么。正因为他说话的方式并不一定是全国各地的观众或者是老百姓很简单很直接的能够掌握得住的,于是有人就说,王朔最近这阵子复出是为了炒作,炒作他的新书:《我的千岁寒》。到底是不是炒作呢?我觉得王朔倒没有必要再去炒作。

王朔是个流行作家,他沉默5年,只要他一本书,突然之间在市场上面,或是在书店里面,被摆在了这个架子上面,那他肯定就会成为一个话题,就会畅销,根本不需要前面经过这么多炒作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大家倒不用去怀疑王朔的复出到底是为了什么。

说到王朔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有时候我在香港或者台湾常常看到很多当代大陆重要的作家作品的港台版,甚至会出一些比较严肃的选集,然后在书的前面请一些学者、教授、文学评论专家去写个导言,分析等等。比如像王安忆、莫言,包括贾平凹等等。但是我却很少看到有人用同样“严肃”的方法来对待王朔,这是为什么呢?看来我们正统的文学界或者是严肃的学术界里面有很多人觉得王朔不算是一个正统的、严肃的作家。说到他的时候他们通常就挂两个字:痞子,说他是个痞子作家。这“痞子作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喜欢跟大家搞严肃。本来一个作家是痞子,问题真不是太大。可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家觉得他是流行作家,流行作家同时又是个痞子的话,大家就很看不上。流行作家包括像金庸,他也很流行,但是金庸总是一幅大师的样貌出现,大家就很佩服,很愿意去分析他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大家对王朔的作品有点不公平,觉得他是一个流行小说作家,一个痞子作家,或许一时之间有一个文化现象的意义。但是再说回来,他的作品好象不值得大家太严肃对待,说到这儿,我想起王朔在他这本《我的千岁寒》里面,也有一些很有趣的说法。

在一个对话里面,王朔自己说“我过去讲过的以为是自己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流行观念,是别人的看法被我用了,我自己都忘了这话从哪里来的,所有感觉都是别人给的,这里没有是否正确的问题。我希望我再说的话都是自己的,哪怕是错的。只要我自己的,当然我也不觉有些词谁有专利,他说的话,别人说就是受他影响。词儿不重要,自个儿琢磨也能说出差不多的。不好意思,我顶不爱看一本书里乱引用名人原话,好象跟人多熟似的。我当然觉得崇拜是最恶劣的品质,崇拜中最卑微的是崇拜名人,货真价实就不是炫耀了吗?”他这么讲,如此看来,他这本书应该就是他现在最想说的“自己的话”了。结果这本书出来以后果然很轰动,大家很重视,但是听说卖的不算太怎么样,而且又出现了那种很尴尬的沉默,几乎没看到多少有分量的严肃的评论,大部分都是些网友在博客里面写了些观感,说“看不懂”、“这书非常深,都不知道在干什么”之类的。再然后,大家又联想起出书之前王朔的一连串旋风式的访问,如此高调,进而觉得他一定是不行了,江郎才尽了,写了一本没人看得懂,自己都不知道在干什么的烂东西,所以才故意那么自我吹捧,捧的好像很了不起,很严肃似的,弄的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

其实,我们看看王朔这本书,他的序言写得着实又很谦虚:“虽然说,我这次出来,所有人都对我很好,欢迎我。我本来觉得这社会不需要我了,我以为你们拿我当仇人,我就是仇人。却都没有,都特别好,我感动了,我没仇人,都是朋友,我对读者原来有个妄想,觉得这帮孙子都是势利眼,没想到人家都对我很好,宽容我,让我放刁,我真不好意思了。中国人挺好的,没我想的那样,我觉得我挺操蛋的,我真的对不起大家,谁也没得罪过我,我这一世在中国挺顺的。我干什么了,大家这么拿我当回事。便宜全让我占了,大家还好像觉得我对大家有益死的。你们劝我出书,我还就出了……”这是他那本书还没出的时候这么写的,我想现在出了,又得到这样的反应,不知道是不是还会这么想。在序言里他一直在解释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书,而且还说“我现在出了这个书,要请大家多多指正。”非常的客气,非常的谦虚。

到底《我的千岁寒》是本什么样的书呢?作为王朔,他说他这一辈子最想说的“自己的话”都在这里面,但市场和评论界的反应似乎都不怎么样,大部分人都觉得要买要看,但是又说看不懂。其实有一点大家不好误会,这本书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小说,更不是一个小说集。它里面夹杂了电影的剧本、访谈录,以及类似小说的东西,甚至还把《金刚经》用北京话翻译了一遍。综合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他在要开启他下一步之前一个很重要的酝酿,几乎要破土而出之前的那一刹那。如果王朔是个重要作家的话,那么这一本书,我觉得是他在蜕变成另一个状态之前充满挣扎的、非常痛苦但是又有很多狂喜的一个临时结晶品。我觉得对于这本书,我们还需要好好的仔细去看,看看它提供了一种什么样新形态的写作方法。

说说王朔的旧作,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数《动物凶猛》了,我一开始并没有直接看小说,而是看了姜文据此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当年我们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觉得真是非常震撼,于是看完紧接着就要找原著小说读,也就是《动物凶猛》。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在港台的读者怎么会对这样一个电影,这样一部小说印象如此深刻呢?那是因为过去我们对于这个电影跟这个小说所描写的文革时代有很多固定的印象,一提到文革,我们想到的就是很多东西被砸了,被拆了,看到“四人帮”的嘴脸了,街上有很多斗争运动等等,总之想到这些总是灰暗的、悲惨的,甚至是流着鲜血的。可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个电影的名字改的真好,它告诉了我们一个“阳光灿烂的文革”,为什么文革里面还会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呢?关键在于你在当时是什么年纪,又是哪种身份的人。

很多人认为原著小说《动物凶猛》讲的就是王朔自己小时候的亲身体验,他是在北京军队大院里面成长起来的孩子,你想想看,在那个环境底下成长的孩子为什么文革对他们而言反倒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姑且念一段给大家听听看,《动物凶猛》里面这个主角曾回忆说“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儿”。在这样一个孩子们不用上学,可以天天玩闹的日子里面,大伙们平常干些什么事儿呢?这帮孩子们就说“男男女女到了晚上,我们搂抱的坐在黑暗中说话、抽烟,大家聊起近日全城各处发生的斗殴,谁被叉了、谁被剁了、谁不仗义,而那些称霸一方的豪强好汉则是我们私下敬慕和畏服的。如同人们现在崇拜的一些流行歌星,我们全体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剁了声名最显赫的强人,并取而代之,说着说着又开始说起女人了。哪边的女孩又怎么样怎么样给谁泡了,给谁搞定了,给谁干过了,如何如何,就讲这些事儿”,你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对这一小部分年轻人来讲是不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呢?它完全颠覆了我们过去关于文革的想法,而我们这种没有亲身经历过大陆文革的人,先前对文革的想法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当然是从别的文字作品跟影像记录方面得来的。而《动物凶猛》跟他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告诉我们,原来文革作为一个时间跨度那么长的大事件,作为范围那么广阔的一个政治运动,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空间。对不同的人来讲,它可能代表完全不同的意义,但是过去我们对它形成了一个主流的定见和看法,因此当年这本小说出来的时候的确起到一个颠覆作用,颠覆了大家,特别是像我们海外这帮人,过去对于文革的看法。

这本小说里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他提到当年这帮小孩即便那么闹,但他们的话语环境仍然离不开当时那样一个革命的、神圣的大背景。在那个背景底下,你会发现这些小孩把那些革命术语、运动语言全引述到了日常生活里面,这就是王朔最有名的一个写作方式:颠覆神圣语言跟革命语言。里面有一段讲主角跟他的父亲晚上吃饭时做了一个长谈,主要是父亲教训孩子,孩子听着,这个爸爸就跟孩子说,你做人要有人生目标,目标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当时唯一正确的目标,就是“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这里写道“他表示他和其他很多我不认识的人,都对我抱有殷切的期望,似乎他们认定我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而这点在当时我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我一点也不感动,因为类似的话我从不同渠道听过不下一千遍,我起码有一百次到两百次都被感动过,但是就像个魔术师,你不可能每回在这个空箱子里面掏出个鸭子出来,你都次次的表示惊奇吧。”我们看到当时教诲孩子,指引他去往神圣道路的惯常语言事实上对孩子是完全失效的,因为一遍又一遍的讲,孩子当然会觉得很无聊。

这个故事里有一处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甚至很感动,并不是他怎么讲文革,因为这个小说里面主角的经历也不是每个人共同的文革经历,反倒是他写出了一种年轻男孩子的野性和狂躁,甚至是那种郁闷让人读来颇有同感。比如说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大家在她面前怎么样故意去显示粗野,故意去表现自己仿佛很不在乎,那种年轻的无知和幼稚,我觉得他写的真好。因为那些不一定是在那个时代,在北京大院的孩子才有的一种经历,有一段描写我看完之后真是心有戚戚焉,他提到怎么样去拉帮结伙出去欺负人,有一次他跟一帮人出去揍人,结果看到一个孩子给人拉了出来,问这孩子是不是之前捣乱的那一个?然后就不由分说的开始揍他,而那个孩子原本是这个主角班上跟他相当要好的一个同学,两家的父母也都认识,但问题是这个主角怎么办?对着曾经那么要好的一个同学,他的方法居然是拿砖头照样拍他,为的是要在别的朋友面前显示出自己的勇敢和气魄,就这样欺负弱小,我看了之后特别难过,因为我小时候也干过类似的事情,为了要显示自己是老大,为了在更高年级的同学面前逞英雄,把班上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硬按着他把他的头按到了抽水马桶里面泡了一泡,当时大家觉得很好玩、很爽,觉得自己是很成功的小混混,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在心里面留下一条刺,因为你现在见不到那个同学了,你永远没机会跟他道歉,这种伤痕就跟着你一辈子。

很显然,王朔不只是个流行作家,他写的很多书都被改编成过电影、电视剧,比如像其中那部作为痞子文学代表作的《顽主》就曾经拍过电影。但是以电影论电影,我觉得无论是他创作的电影剧本或是他参与过的电视剧,或者别人改编他的东西,都没有一个在影像上面会好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正是从这些迹象能够看到,他跟当时很多作家真的非常不一样。很多同时代的作家,仍然是端着个架子似的,不大愿意去干那些大家觉得特别俗气事,比如又搞电视剧又搞电影,似乎是一个流行小说作家才会干的事。可是要说流行小说作家,你又觉得王朔跟一般流行小说作家非常不一样。他是一个介乎于所谓的精英严肃文学与流行小说之间的领域。他的小说大家都能够轻易看得懂,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后来大家看到《我的千岁寒》会那么诧异的原因。但是大家都看的懂而且看的很高兴,甚至被他笔下的情节和语言所牵动,可你又偏偏觉得他的创作不那么严肃,怎么个不严肃法呢?这就要说到他为什么被称为“痞子文学家”了。

一个最好的范例就是《顽主》,在《顽主》这部小说里我们能够看到怎样一批痞子,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他被称为是痞子作家,《顽主》这个故事基本情节很简单,主要描述的就是一帮年轻人无所事事,开了一家公司叫做“3T”公司,也就是“3替”,就是专门替人解决问题,替人解决烦恼,比如说跟女朋友吵架了,或是你想找人陪,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找他们帮你解决。可这帮人自己有没有问题?小说里面呈现出来就是他们没有问题,按照一般小说作家的“正常写法”肯定要写,像这种人他们肯定自己有自己的问题,这就很合逻辑了,但他没有。而且他写的这帮人平日里就是吃吃喝喝,生活上很无聊,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上浮浮沉沉的挣钱就是了。比如这里面有一个角色叫于观,于观他老爸就看这个儿子看不顺眼,于是就开始教训他说“我从你的眼睛里就看出,你对我说的话,不以为然。难道现在就没什么能打动你的吗?前两天我听了一个报告,老山前线英模团,讲他们的英雄事迹。我听了很感动,眼睛瞎了,还在顽强战斗,都是比你还年轻的年轻人,对比人家你就不惭愧啊”。这个于观听完就说“惭愧”,“不感动啊?”“感动!”他老爸接着说“我们这些老头子都流了泪了。”孩子就说“我也流泪了”,结果老子长叹一声站起来“唉!真拿你法办法,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寡廉鲜耻的儿子呢”?这是很好玩的一段对话,而且这老爸还没骂完,还接着说“你怎么长大的,好吃懒做,我怎么把你养的这么胖啊?”这儿子就回答说“我是人民养育的,人民把钱发给你,让你培养革命后代!”。老爸又说“你忘了小时候,我怎么给你把尿了?”于是孩子就不说话,老头得意洋洋说“没词了吧,别跟老人比这比那的,你才会走路几天啊?”结果这儿子回答说“ 咱们谁管谁叫爸爸?你要叫我爸爸,我也给你把尿!”。你看,就这么一批很玩世不恭的人,对革命英雄事迹完全不感动,正确的说他是用“对,我感动,我惭愧”这样的方法来表态的。所以很多人就说这样一种态度就是一种新时代的痞子态度,而这个态度主要就表现在语言上面,他们在语言上可以说非常有颠覆性。针对王朔当年那一批小说,很有名的大作家王蒙有一个很重要的文章,专门谈王朔,叫《躲避崇高》,这里面就曾提到王朔的这个特点。他在这篇文章里面特别引述了一段,说到王朔怎么样去亵渎神圣。他说“亵渎神圣是他们最常用的一招,所以要讲什么玩文学,正是要捅破文学时时绷得紧紧的外衣。比如说打麻将牌,在《玩的就是心跳》里面一帮人搓麻将,说着说着就说要组党了,把打麻将说成是组织生活了,还说什么本党的宗旨一贯是你是本党党员,本党就将你开除出去,你不是,就将你发展进来,反正不能让你闲着。”你看这些语言,“把你发展进来”,什么“组织生活”,这都是过去很重要的、很神圣的政治语言,但是现在用在了搓麻将上面,但问题是王朔这么做是不是亵渎神圣呢?是否真的是躲避崇高呢?如果他能够这么轻易的就亵渎了神圣的话,那是因为神圣的东西本身不神圣了。什么叫神圣的东西已经不神圣?令人感动的豪言壮语当你听上一千遍之后,你就不感动了。

中国人听了几十年的口号和大道理,但是当这些东西已经彻底泛滥成为日常生活用语的时候,你说他还能怎么神圣?所以很多人就说从王朔的作品里看到整个时代的一种空虚跟犬儒。那种传统的道德,包括儒家的那些东西在过去已经被打烂了,但新建立起来的这种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道德观,价值观,在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变化,面对着这种语言的泛滥,也失去了任何效果。在这种情况底下王朔只不过是用了这样的语言跟心态把大家共同的感觉写了出来,所以大家才会觉得那么好笑,才会觉得有共鸣。其实这种东西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比如说我记得在《千万别把我当人》里面,王朔写了这么一段话,说“宝味堂”的菜有个特点,就是寓教于吃,每道菜都渗透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吃罢令人沉思,不妨称之为文化。他这么写当然是用来开玩笑的,可问题是你看看我们今天不是还有很多人这么做吗?什么事都能扯上文化,什么事都要跟你谈教育,却没有想过这种宣传教育谈多了,到最后大家都成了顽主,都成了一帮胡闹的痞子了。很多人斥责王朔,说他教坏了大家,说他宣传这种痞子精神。可你现在回头去看当年那种批评,会觉得反倒是批评显得很可笑,我们为什么要把一个判断出社会病症的医生说成是带来坏运的一个先知,进而要把他放逐或要宰掉他呢?

很多人都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价值真空的时代,传统的仁义礼智信我们现在不讲了。但党的教育又教大家要五讲四美什么的,好像也不大听得进去了,所以翻开报纸,看看电视,每天看到的都是坑蒙拐骗偷,或是有官员贪污如何如何。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再回顾下十年前王朔写的那一批小说你会看出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意义呢?很多人都骂王朔,批评王朔,说王朔不只躲避崇高,不只把过去神圣的东西彻底粉碎,而且还特别鄙视知识分子,喜欢拿知识分子开玩笑。

比如像《顽主》里面就有这么一个人物,叫赵要顺,听名字就很好笑,这个赵要顺,道貌岸然,看起来是个老好先生,一天到晚就想教三T公司这帮小混混怎么样做人,要如何认清人生的目标,可是到头来其实他也是个很无耻的人。在王朔的小说和平常写的文章,包括他做的访问里,都不难看出他最烦的就是知识分子,所以大家也觉得纳闷,他为什么就那么讨厌知识分子呢?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王朔拒绝的不只是我们过去社会主导的话语,主导的意识形态,同时拒绝甚至反抗主导话语,因而主导意识形态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也看不过去,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大潮里面,90年代当大家在辩论人文精神上市的时候,说市场经济来了,现在社会一点人文精神也没有了,是谁在喊人文精神,谁在高举人文精神呢?当然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总是想要有所追求,不是追求社会正义的话就是追求艺术上的尽善尽美,要不然就是追求真理的无穷探索,但是王朔似乎连这些东西全部都看不上眼,相反的,他反而老喜欢拿他们来开玩笑。

比如说我们再看他的小说里面,不只开知识分子的玩笑,连知识分子说话的方式也拿来开玩笑,《顽主》里面有这么一段,话筒里面传出嗡嗡的男声,是三T公司的一个人员,他说“我坚持不住了”,因为他当天的任务是为了要去搞定另一个女人,跟女人聊天交谈,他打电话就说“这个女人缠得我受不了了。”,他的拍档就问他为什么受不了呢?他说“你不知道,这女人是个现代派,爱探讨人生的那种,我没词了,我记住的外国人名都说光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在旁边说“哎呀,对付现代派是我的强项!”然后接电话的人就瞪一瞪他,跟电话里面的扬中说“你跟他说说尼采。”对方赶忙说“尼采我不熟,而且我不能再和她搭讪了,她已经把我引为第一知己了,那眼神都已经不对了……”就这么一直说下去,外国名人或是文化大师都被拿来变成开玩笑的材料了。这么看下去,你会觉得王朔真不是个严肃的作家,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也不是个流行作家的理由,因为一个流行作家不会这么有想法的,不会这么自觉的去拒绝一些神圣的、崇高的语言,还有他们表达的价值观跟历史观。同时,一个通俗流行小说的作家更不会刻意的在作品里面想要挖苦知识分子,还有传统认为的那种继承道统的士大夫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种种。

王朔其实有一些很特别的想法,我觉得这些想法使得他成为了一种很特别的作家,而且是一种很特别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今天看王朔的作用,他就是在为我们的语言消毒,把所有神圣的语言都变成日常语言,而我们的日常语言他又做的非常活泼,引入了很多北京话进去,推展到很无聊境地的语言表述方式其实恰恰激活了日常语言。我觉得如今重新看他过去的作品,我会把他定位成一个“语言的消毒者”,他在解构了过去的东西,净化之后也就破坏了一切,但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

王朔今天在看自己过去作品的时候,也难怪他为什么会觉得那些东西不是他真正想写的,什么叫自己真正想写或者自由的写作呢?当然就是之后他出版的《我的千岁寒》。可问题是,如果你换成十年前的角度来看的话,王朔是不应该写这种东西的,王朔就是应该为大众而写,什么叫为自己而写?追求真我而写难道不就是一个传统的严肃作家或一个知识分子要做的事情吗?为什么今天他突然想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理解一下,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一个像王朔过去那样的作家来告诉我们“神圣没有价值,崇高已经瓦解,而且要在语言上表达出来”,当年我们骂王朔写的是痞子文学,今天我们人人活的几乎都像痞子了,所以我们不再需要一个痞子文学作家去提醒我们,原来我们是个痞子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底下,王朔他怎么自处,他怎么样走下去呢?我觉得这个结果就是《我的千岁寒》,而《我的千岁寒》里面,他不断强调他在写出他真正想写的东西,其实这番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看过去王朔的作品以及他过去的访谈,他对什么叫“真正的自己”向来很有兴趣,他很多小说有种透射的色彩,里面是叙事者,常常会出来质疑自己之前的记忆,常常跑出来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准确的表达我真正经历的东西并告诉给读者,而且他常常说我过去写的都不真,我现在要写一个最讲真话,最是我想说的话,换句话说,诸如此类,他已经“表态”过很多次了。那到了《我的千岁寒》跟过去又有什么差别呢?我觉得其实他是在走不同的阶段,我从来不认为王朔就是个百分百的作者,真正重要的在于他每一个阶段都在思考:在这个时代底下,我用什么样的作者的身份,又用什么样的定位去重新面对这个世界?即便到了今天,他写《我的千岁寒》,看起来好像拒绝了很多他的老读者,写的很晦涩,甚至很深奥。但是我觉得他仍然是在想着一个新的跟读者沟通的方法,要不然的话何苦去把金刚经译成北京话呢?他在想一种全新的沟通方式。

而一个艺术家,他要做的事情难道不就是怎么样去不断的重新界定他跟读者及观众的关系,怎么样去重新勾勒一个新的沟通方法出来吗?在这个意义底下,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肯定的说:王朔绝对是个很严肃的作家!

本文来自《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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